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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本與世界隨想集__ (15) 度盡劫波兄弟在》 __ 江紹倫 (53)

(15) 度盡劫波兄弟在
 
今天執筆行文(2017-10-1),不免深感奮激。在日本,中國大使為慶祝國慶舉行公宴,日本首相安倍第一次參加,並公開講話,表示中日兩國地理近鄰,文化有深遠的至,今天必須放下戰爭,依照共同大局友好合作,祈望兩國元首早日互訪對話。在北京,美國國務卿專程到訪,為求促成美國總統於下月首次訪問中國,建立積極互惠的關係。
 
 這是火熱新聞,亦是含有新意的政治新聞。在政治背後,日本政府野心深遠要與中國再唱軍歌,閉眼看現實和歷史。至於美國,不少人用看戲的態度看特朗普,卻忘記了他不過是一個五年一任並備受「黨政」左右的「頭目」。美國政府的權勢,另有傳統基礎,其一磚石在於西方宗教的「好戰」,用武力消除異己和其他文化,另一磚石在是相信「黃禍」,必須提防黃種人的興盛。每一屆總統都大聲說喜歡看到中國崛起,舌頭則感到酸味。
 
 不過,美國和日本是廿一世紀的經濟和武力大國,一同表示要與中國修好並且合作,實是世界大事。
 
 本文先不說美國,因為他另有驚心的新聞,蓋過上述的國際大事,就是發生在賭城的殺人大慘劇。照前總統奧巴瑪的評論,這種事情成為每週發生的常事,不過有兩天的新聞價值。
 
 言歸正題,我們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文化承傳的,武人好勝的,和人民往來的。中國喜歡告訴日本必須「以史為鑑」,那麼中國自己呢,是否認識自己和歷史?
 話說中國在革命終結封建時代的過程中,曾經狂熱地向日本學習。可惜,活動很多,學者更多學識的東西都「不成史鑑」,不遑論有助了解矣。
 
 二十世紀交替之初的三數十年間,根據資深的「民國元老」戴季陶在《日本論》的估計,至少有十萬人去日本留學。我看了這數目十分驚奇。我於1958年去加拿大讀書。首都兩間大學的「中國仔」不到三十人,而全國的人數亦不過二百。我再查數據,在魯迅到仙台留學的時間,單是仙台那麼一個小地方,就有千名中國留學生。
 
 「留學生」是甚麼東西呢? 應該解釋,尤其是在中國苦心改革和強國的年代,國家重用金錢,精英青年的生命時間和潛能動力,以及文化社會更新的期盼,都壓在這三個字的賭注上。
 
結果呢? 戴先生說:「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有怎樣的研究,除了黃公度先生著了一本《日本國誌》而外,沒有專編日本書籍……你們試到日本書店應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 哲學、文學、藝術、史地、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有千種,每月雜誌所登的「中國問題」文章有幾百篇……單是近年所出的叢書,每部有十冊以上的有好幾百種。「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都只是一味排斥反對,不肖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關閉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我勸中國人要切實的研究日本,他們的性格、思想、風俗習慣、生活根據……曉得他的過去,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總言之非曉得不可。…… 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民族上,日本這個民族,在遠東地方除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着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
 
 戴季陶同孫中山和蔣介石都關係密切,曾經幫他們來往日本,更曾在國民政府當了二十多年的考試院院長,至1949年在廣州自殺終止他對中國的奉獻。他的說話並不隨便。他提到的黃遵憲(公度)的《日本國誌》被公認為大學讀本。有學者認為,如果中國知識份子讀了,可能, 不會敗於甲午戰爭,賠了香港和台灣。實在,我們稍為靜思,在那半個世紀中有那麼多人去日本讀書,浮在上層社會影響中國近代命運的,真沒有幾人。可以舉的有梁啟超和後來的魯迅,都只是言多言大而成事不足,在輿論和文學上佔了歷史的地位,可謂會補國是。在日本侵華以後,我們抗戰十多年,精力困在抵抗「到了勝利以後,竟然不去見證日本投降,為了忙於內戰。在思想上,我們停滯在「仇恨」的層面,沒有積極的了解,即「知己知彼」,從此歷史文化的長遠瀟源,知識景況。
 
 孫子的智慧是現代許多國家的軍政教育的學習重點。其中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名言,為每個領導人所緊記。不過,「知彼」雖然不易,卻比起「知己」更難。在這方面,老子的智慧更高一籌,說的「知人者勝,知己者強」,一個人要有自知,方能強健。
 
 我有幸獲得多位同事長輩指引,認識老子的智想影響人類大而普遍。聯合國科技文組織報導,《老子》被譯為外文,可比《聖經》。香港中大的同事錢穆和周法高研究國學,常對我說,老子智慧綜說宇宙人間怎樣在時空交替中運行,教個人和族群在有限的生命中尋找意義和發揮作用。在劍橋大學,研究中華文化而寫成《中國科學史》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熱愛道家學說,叫自己為「十宿道人」。
 
 在過去十多年,我為了明白生命,綜合自己祖宗智慧,寫成《中華智慧叢書》包括《安心自在》,《安身立命》,《安泰福祥》和《安寧自得》,運用老子,孔子,莊子和襌宗的智慧對人類思想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在數千年悠悠之歲月中意向現代做鏡子,反照中國人自己。
 
 《老子、三十三章》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我今天在靜室中反後審決這38個字,確認它們言簡意遠,足以帶人類在21世紀和好生存,免除滅絕的浩劫。日本的武士和曾經受過這智慧的塑造,使其在意和増加力量。中國人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得到它的孕育,早已成為族群DNA的成份,若然加上心理認識,每個人都可以充足快樂,無需多向西方思想誤求那些狹意的「普世價值」做神主牌。
 
 我們今天生活在用「微秒」計算時間的景況中,手上拿着一塊三寸大小的「智能手機」,即可隨時隨意通向他人他識,同時又隨意清除,用小指一按便即時「完成」。久而久之,我們好像感到一切都「不定」和「可無」。然而,心理學告訴我們,人需要定和不變,方有心靈安頓和恆定快樂。這樣在矛盾中,各式各樣的「心理病」已經成為生命的第二號殺手,從美國開始,逐漸走向「進步」社會。
 
 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詩智被日本古人深藏心底,用來修身養性。他曾用莊子的「蝸角之爭」寓言寫下名句:

       蝸牛角上爭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這種「看破得失」的智慧被寫在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中連同杜牧的詩:

         六朝文物草連空
         天淡雲閑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裡
         人歌人哭水聲中
 
 《老子.十六章》說: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靜是平靜、冷靜、怡恬、深思周全的心的實質,相對於燥暴而言。當人們無時不「爭着」按機和DELETE之時,他們已經失去自己了,又如何知己?
 
 在近百年間,中國青年響往馬克斯主義,不單為了馬克斯是提出「經濟學」的第一人,而是為了他的政治斷說。我有時想,在今天半億的大學生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知道, 《資本論》的全名是《資本:評政治經濟》(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共三卷? 或者寫書人的信仰及生活取向,即馬克斯與摯友恩格斯共同通訊和共同寫作的事實,他們的思想怎樣受到老子智慧所影響,陰陽合抱,不爭是久。恩格斯是《資本論》的基本執筆人,部分在馬克斯死後完成。

但是他不爭名份,讓人們記住馬克斯比他更多更肯定。然而,在他的《自然辯證法》(Dialectics of Nature)書裡,老子智慧耀然低上。他說:”在宇宙的循環申,最高明的時間,是有機生命的時間,尤其是具有自然的自我意識的人的生命時間,如同自我意識賴以運作的空間一樣,都是有限的,有靜有動,有始有止。物質的有限存在是暫時性的,而循環本身,永恆存在。”
 
 如是,我們拐了一彎。返回前文提到的十萬名去日本留學的精英青年,以魯迅先生為凸出的人物,看他們怎樣處理自己的生命和國家民族的發展。
 
 魯迅生於1881年,出身名門。他原姓周,名周樟樹(周樹人),祖宗追溯到北宋的著名理學家周敦頤。1899年,18歲的他進入江南陸師學堂,於1901年畢業,專修礦路建設。1902年,他去日本仙台醫學院讀書,成績一般,卻經受畢生最景仰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的孕肓。他於1909年結業,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這樣說:”我時常記起他……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人……他對我的不倦的教誨……他的性格,在我眼裡和心中是偉大的。”就時間和資源說,魯迅在仙台讀了七年書,卻拋棄所學,致學文藝。
 
 他於1911年用古文寫了第一部小說名為《懷舊》7年以後,他用魯迅的筆名發表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從此展開18年的寫下生涯,同時教學,包括在中山大學講(1927)國學,並鼓吹自由運動,民權保障同盟和左翼作家同盟。他的作品廣度頗大,包括《讀文學史鋼要》,《唐宗傳奇錄》,《中國小說史》,大量的雜文隨筆和譯文,刊在《朝花夕拾》,《三間集》,《語絲》,《奔流》等期刊裡。在《野草》期刊,他曾用尼采的散文詩軆裁,撰寫大量悲觀心境和虛無主義的文章,對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影響很深。
 
 魯迅的全部作品於他逝世及被整理出版,紀念他的功績。《魯迅全集》共10冊,1938年初版。以後更有多個新版本,卷數更多。他的文學作品很受當代青年和學者的喜愛。一方面,他的古詩和白話文都寫得很美而動人。另一方面,他很能揭露中國人的某些卑劣性格和忍耐能力,如阿Q精神和祥林嫂等,鼓動改革更新,馳向進步。在20世紀的大半時序裡,中國社會備受外侵和內亂的難苦,任何有志的愛國人士,都自然要抓住一些簡易的口號或者意念,舒困和充實生命。
 
 例如,在廣大的教師群隊中,人們都愛在家中掛起一付對聯,激勵自己,或為工作的座右銘: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儒子牛。”我於1953年讀羅富國師範學院,是熱血青年,立志做一名教師,不因為它是穩當的職業,而是認定它有重大意義。我的同學亦多數抱着相同的態度。當時,我們亦大程度地以這對聯做學習當教師的激勵口號。不過,我對它淡然處之,因為學生的行為和生活更加實在,更有動力。
 
 1958年,我出國深造,有三位好友送我魯迅這對聯,語重深長地教我不要「飲了洋水」便忘記祖國。我虛心領受了他們的好意,卻沒有把對聯帶在身上。實在,我面對的前途是相當朦朧的,只能一心讀書和應對工讀的現實,再不記口號。
 時間過得很快。我於1973年夏天回港,應邀担當中大教育學院的教授和院長,我的中學中文老師馬玉麟先生很是激奮。我們相約,每星期一次茶聚,由我到他家中見他。他的小廰不大,只容納兩椅一几,牆上卻排着一張橫幅,是學生的水墨畫,兩旁伴着刻在竹筒上的魯迅的對聯,十分精緻。
 
 有一次我斗膽對他說:”老師你這付對十分別扭。”
“難道你變了?”他說。
 “不如說是老師見錯不變”
 “愿聽高見。”

 “無需高見,只是它從來迷惑。試想,有一千個人指你的錯,你卻執著橫眉以對,憑著自信。此外,我們當教師的應該樂而教之不倦,怎能以「甘心」對事?況且,那些孺子一定是「千夫的子女」,你不接納他們的父母,又何必免強拿子女開玩笑?”
 
 “唔”馬老師沉靜閉眼一瞬,然後說:”十分尖銳,感謝你的坦率。” 然後,他叫工人把對聯除下,劈爛丟掉。
 
 魯迅於1931年到上海,住在公租界內。他的日本摯友主理「內山書店」,多方面給予幫助,甚至四次掩護他逃過通緝捕殺。看來,魯迅的摯友多是日本人,中國朋友不多,竟連自己弟弟亦沒有至親來往。
 
 1931年,「滿洲事變」以後,中國開始對日十四年抗戰。1932年,「上海事變」爆發,日軍轟炸上海,引生一個中日人民之間的美麗故事,同時引起魯迅寫下一首七律,最后兩句至今為中國重要外交人員引用。

 在戰爭中,1933年2月9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聞》組織一個「醫療服務團」到上海救傷,其團長是西村真琴博士。他在上海三義里的壚中救了一隻受傷鴿子帶回日本,準備養活牠並繁衍後代,將來帶回中國生活,作為中日人民友好使者。不料事與願違,鴿子死了。西村把牠葬在家中後園,用石頭刻了「三義塚」墓碑紀念牠。西村為事情有感作詩,寄給魯迅,表達好意。
 
 魯迅於6月22日作詩回應,詩云:

     奔霆飛焰殲人子
     敗井頹垣剩餓鳩
     偶值大心離火宅
     終遺高塔念瀛洲
     精禽夢覺仍銜石
     鬥士誠堅共抗流
     度盡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魯迅的古詩寫得十分到家,盡能打動中外人心。不過,他為了提倡白話文,阻止青年讀古詩和寫古文。這是他矛盾和固執的表現。他反對封建,卻與原配朱安結婚,叫她終身守「生寡」,侍候他的母親,表現出封建男子的氣質,自己卻與學生許廣平同居生子。他的矛盾寫之不盡。
 回到上詩,那最後兩句可謂情深似海的表現,兄弟啦,一笑泯恩仇啦。但是,特別在今天,把兩個國家的「恩仇」放下不再張揚,不夠積極,亦沒有指明携手合作建構和平共榮的「路」。如果加上兩句,或可更為完美。例如:

     今日携手共創建
     明天花果滿人間。
 
古人說,日三省吾身,一問有無做好學曉的事。一百年來,我們有千萬人到日本和西方國度留學,應該反省,專為中國做了些推動進步的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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