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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樂革命中的唐詩__ 江紹倫

西樂革命中的唐詩                   江紹倫

音樂旅程

         羅曼羅蘭(Romain Rotland 1866 – 1944)研究貝多芬的人生和音樂,寫下《歌頌美因茲時期的貝多芬》,《貝多芬的人生》,和《約翰‧克爾斯朵夫》。第三本書是小說,有四冊十卷,以貝多芬的生命和創作歷程為素材。1915年,這本巨著給作者帶來諾貝爾文學獎。 

          羅曼羅蘭生活在十九世紀過渡到二十世紀的大時代,其中人類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歷史和社會的內容衝擊人的心智和情感。他的摯友Stefan Sweig 說,〝羅蘭是歐洲的道德意識〞。另一位諾貝爾桂冠詩人赫西把他的巨著《Siddhatha》(覺者)獻給他。弗洛伊德從1923年與他密切通信,直到生命於1939年終結。他於1929年出版的《文明及其不滿》,一開頭便提到他與羅蘭的友誼。 

          羅蘭嚮往印度的Vedanta 哲學,確認泰果爾的和平理念和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强權主義是人類的崇高寄望。他的文筆優美,諾貝爾獎評委會讚他說:〝他的文學作品充滿idealism(理想主義)。他用真實的筆觸敍寫各種人物,表現同情和愛。〞 

      Idealism的概念不簡單。字面的意義是原則和教條,一種信仰。但是,人的理想是一種價值,像誠實,受到大眾的崇尚。把它放在生活裡,輸入血液,它便靈活而不死板了。例如,一個十分誠實的人可以為了保護朋友的生命而說謊,把友情放在理想之上。尤其是當那朋友被社會判為〝革命者〞,或者〝反黨叛徒〞而受到追殺,誠實信徒可以挺身而出,把朋友收藏起來,並對警察說〝沒有見過那人〞的謊言。就是說,當理想主義落實到生活中的行為層面,它的原來教條再站不住腳了。文學家對人物的寫照,就是充滿類似這樣的同情和愛,方有生命。 

          我讀中學的時候(1950-53),被文藝和音樂完全地吸引着,廢食忘寢。隨着中國朝代的更替、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誰也不真正明白的共產主義的衝擊,我與同代青年人給弄得頭昏眼花,心靈汹湧澎拜,在驚濤翻騰中成長。 

          那時的中國文學如《暴風驟雨》、《太陽灑在高乾河上》等賣三、四毫港幣一本,蘇聯文學譯本如《我的大學》、《銅鐵是怎樣鍊成的》、《罪與罰》亦同價。然而,書目少說也有上百本,包括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美國文學,北歐文學,就是欠缺中國古典文學。 

          後者給不久以後出現的新武俠小說填上了,《七劍下天山》、《書劍恩仇錄》等都標榜着納蘭的詞和作者自己的填詞。這樣,等到我狂吞完大部份的〝進步〞文學作品以後,更因為我已經決定出國讀心理學及教育學,我的閱讀變為〝輕鬆〞許多。改〝追〞的書是《牛虻》,《約翰‧克爾斯朵夫》,《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冰島漁夫》等。 

          這些讀物也不脫離政治。我記得《牛虻》的扉負載有毛澤東的話:〝我們革命者必須學習牛虻那樣堅强不屈的鬥爭精神〞。這本書不久便絕版了。我後來猜想,毛澤東大概發現,愛爾蘭作家伏尼契(Ethel L. Voyrich, 1864-1960)筆下的牛虻與他的大主教〝父親〞的私怨,以及他的戀人琼瑪無意中出賣他革命身份而生的苦惱,合起來推動他長期不折不撓的對舊社會的鬥爭。故事是對青年人的信仰、幻滅、反叛、愛情及英雄行為的深入刻劃,而這些人性的表現都不容於毛的中國。 

          然而,青年的我不懂這些,只為那震撼心魂的情節而動心。後來,更為Shostakovich 給牛虻電影所作的Romance 抒情曲而悠悠流淚,又為作者在她的書多次成為蘇聯及英語世界的暢銷書以後,在紐約的Greenwich Village 寂寞地逝世而傷心。不過,人間有情,蘇聯把《牛虻》拍為電影,受到大眾熱愛,而天文學家Simirnova於1970年發現一個小行星,命名為〝planet 2032 Ethel〞,獻給這位偉大作家。 

          《約翰‧克爾斯朵夫》教我那一代青年聽古典音樂,特別是貝多芬。甚至到了1962年,我在Kingston的皇后大學任教,小鎮中的十三位大學生仍然搶讀羅蘭這本書,考試前夕亦不放棄。雖然如此,在每年的畢業典禮上,〝中國仔〞仍然包收該大學的金牌、銀牌和銅牌學業成就獎。 

          羅蘭提醒我們,貝多芬不單是音樂天才,像莫扎爾特;他同時又是一位思維者,亟求以崇高的價值照耀人間。羅蘭在書的扉頁引用《聖經》的話:〝當你見到約翰‧克爾斯朵夫之日,就是你將生不死之期,你新生的開始。〞羅蘭書內的主人翁名為Jean-Christophe Knafft 

          貝多芬十歲休學,以後再沒機會讀書。但他堅持自學,十六歲便讀完荷馬和莎士比亞。他遺下的《莎士比亞全集》,書葉上註滿了他的批語。對於德國文學和哲學,他崇拜萊辛,席勒和歌德,全是中華文化和詩歌的愛好者。1784年,他在波恩大學樂隊中當提琴手,結識莫扎爾特,博馬舍和伏爾泰。他與這些人密切往來,共同迎接五年後的法國大革命,在精神和理念上融入那震撼歐洲的大時代。 

          1792年秋,二十二歲的貝多芬得到海頓的幫助,去維也納向他和薩里耶利學習,同時尋找自己的作曲道路。羅蘭這樣描寫他的努力:〝貝多芬流着血汗一個接一個地征服音符和聲音,並選擇最好的形式,從不出錯。〞這樣的努力將他推入一個創作的豐收期。 

          然而,在生活上,他經歷着最悲慘的生理和心靈痛傷,陷入孤獨的深淵。他的聽覺開始衰退,然後完全聾了。1816年,他在一天日記中寫道:〝我沒有一個朋友,在世上孤零零地生活,十分痛苦。〞 

         在這精神陷入低谷的時候,貝多芬沒有被命運打倒,反而戰勝折磨,以最大的熱誠為音樂創新,譜出五十多首不朽的交響樂、奏鳴曲、協奏曲和序曲。 

         斯塔索夫說:〝貝多芬寫的是莎士比亞的群眾。他的第一至第八交響曲,寫的是不同人群在不同時空中的生活和情感……他的第九領引我們歌頌自由、希望和歡樂,莊重又壯美,刻劃人的尊嚴、勇敢、和高尚人格。〞 

          對人的尊重和欣賞使貝多芬把人聲當作重要的樂器,用在第九交響樂中。演奏者分別齊唱和獨唱,以高昂的聲音把哲學家席勤(Friedrich Schiller)對人的信念和愛呼喊出來,在終結時用强有力的號召高唱:〝四海之內皆兄弟〞,〝擁抱吧,千千萬萬的人民〞。 

          柴可夫斯基評論說:〝貝多芬在他的某些作品裡所達到的高峯是沒有人能比擬的…… 他一方面有强大的能力使聽眾感到莫大的悲哀,另一方面又以歡樂幸福的感情的號召流注入聽眾的心靈。〞 

          羅蘭這樣總結:〝貝多芬開創了音樂的新格式和哲學內容,拓大了音樂的音域和氣魄,增强了音樂的戲劇性,使音樂服務人類。〞通過歌德和席勒,貝多芬認識中華文化的正義、義氣,以及自强不息精神。 

          貝多芬在十八世紀度過三十年後,進入十九世紀。再過二十七年,他便與世長辭了,沒有享受應有的聲譽或安樂。然而,他留給我們的,不單是壯美的音樂,而且是重情重義的人格,以及為音樂藝術不懈改革創新的勇敢和勤奮。 

          在德國〝三B〞巨人之中,巴哈的貢獻在聖樂和旋律對位法,用無限的靈性馳奔和嚴謹的音調組織秩序表呈音韻。貝多芬奠定音樂的自由與浪漫主義色彩,並推向顛峯。他拓大交響樂的領域和氣魄,把人聲融入各種樂器的和鳴中,呼喊人的心願和希望。布蘭姆斯繼承德國的傳統浪漫民謠,運用新的方法處理和音及旋律。他承受舒伯特、舒曼和孟德爾頌的影響,譜出悠悠低語與磅礡洪濤,叫聽眾的心靈汹濤澎湃。他的手提琴協奏曲是〝四大〞之一,他的鋼琴協奏曲是〝八大〞之一,至今是音樂會的主選。他十分崇拜貝多芬,他的《第一交響曲》參入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的旋律,並以《第九》的主題為主題。此曲於1876年首演,終場的時候,被不少人譽為貝多芬的《第十》,而布蘭姆斯亦樂以接受。像前人一樣,他自稱是大自然愛好者及人文學者。 

馬勒與唐詩

          馬勒比布蘭姆斯更崇拜和全面地承繼貝多芬,他的音樂創新和人性的探索與表呈。在音樂發展史上,貝多芬是跨越十八和十九世紀的音樂創新者,為人類文明創發了交響樂曲和人聲交響樂的聽覺審美建構。馬勒則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橋樑和創新旗手。他繼承了前輩的大愛精神和光輝人格,給二十世紀譜下音調多元化和音韻不守成規的新音樂,邁向現代主義的變動美。 

         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是猶太裔的奧地利人。他祖父和父親都做僕人的工作,地位寒微。但是,見於他的音樂天才,仍然供他讀完維也納音專和大學。 

         十九世紀後半期進入二十世紀的數十年間,世界出現許多大事情,衝擊人心。在歐洲,白種人本着唯物主義引生的無限貪婪,擴大帝國主義行為,向全世界進行打殺掠奪,標明〝傳播福音〞和〝拯救世人〞的旗號。這些行動和思想違反人的本性,矛盾重重,致使多數人在〝勝利〞中心無安寧。 

          與此同時,天堂的永樂及萬能上帝的愛的信仰出現危機;德國哲學家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反映的不僅是他國人的哲學思維,而是多數人對生命來去的疑惑。在唯物主義主張的〝物即是真〞而信仰下,人們知道〝生之有涯〞,死了便完全〝無物〞了,再難管天堂地獄。因此,多數思想家積極尋索心靈安頓,以至人生意義的不朽可能。 

          在大學裡,馬勒與尼采結為朋友,醉心叔本華的哲學和華格納的音樂,更崇拜席勒對大自然的敬仰,它的權能與美。他與詩人齊格弗里德‧利納(Siegfried Lipiner)來往頻密,從他的詩作中獲得〝藝術不朽〞的信念,努力作曲。 

          在實生活裡,馬勒畢生都受到社會的歧視。他以指揮交響樂團為生,而且享有相當大的名氣。但他的曲作則不受器重。他參照貝多芬的風格,在八個交響樂曲裡大部份加入人聲。他又學貝里奧茲,把思想理念程序地譜入樂曲,使音樂與文學和哲學融為一體。然而,他的曲作要等到他逝世以後,方獲得大眾的欣賞。 

          不得志和心靈不安,曾一度驅使馬勒向弗洛伊德尋求心理治療。就在那時,他接觸了赫爾曼‧洛茲(Hemann Lotze)的智慧,並通過他接觸到中華文化的智慧和詩歌,引導他見到人生意義,積極面對〝生之悲苦〞和〝死之恐懼〞。 

          洛茲(1817-1881)是十九世紀德國的智者。他年青時在大學同時獲得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用生物學和哲學嘗試解釋人的心智(mind)。他的博士論文寫〝心智的運作及知識發生〞,為現代心理學啟開科學研究的廣濶主題,至今不衰。為了解開心的無限權能(power),洛茲從中國古詩得到重要的啟示。 

         這樣,當馬勒於精神備受困擾的時候創作他的第九交響樂曲(1907),他用漢斯‧貝思慈(Hans Bethge)的《中國笛子》所載的唐詩做素材,寫奮鬥的意義和死的歸宿。 

         馬勒有鑒前人寫完第九交響曲不久以後逝世的不詳事例,為他的〝第九〞另起名字,稱為《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不過,他寫完此曲以後,仍然沒有親見它公演,便與世長辭。 

大地之歌

          《大地之歌》是一首巨型交響樂曲,演出時間六十五分鐘。它共有六個樂章,每章分別由男高音或女中音主唱,配以交響音調。 

          第一章唱李白的《悲歌行》,感嘆寂寞,諭人生悲苦短暫,不如及時行樂。 

          第二章唱錢起的《效古秋夜長》,表達大自然靜美,秋天心情的惆悵。 

          第三章唱李白的《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宴陶家亭子》,諭青春美好,時光不再,瀟洒行樂。 

          第四章唱李白的《採蓮曲》,敍青春與愛情美好。 

          第五章唱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詩云: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第六章唱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王維的《送別》,加上馬勒自己的詩句,訴說送別亦是期待,死的輪廻將引生復活。而外文(拉丁、德文、法文、英文)卻抓住生與死的悲苦,把〝悲來乎,悲來乎〞的引子寫為〝dark is life, dark is death〞。馬勒在《大地之歌》裡用它開頭並不斷重復,由男高音獨唱。 

          馬勒寫《大地之歌》之時,正值他生命陷入谷底。他心愛的女兒死了,他的妻子另戀他人,而他指揮的一些樂曲亦受聽眾非議。所以,他一見到德文的唐詩,即覺得它們寫出他的心靈歌聲,他對生與死的認知,以及他對友情與博愛的渴望。 

古典音樂新生

          《大地之歌》於1911年在慕尼黑首演,由馬勒的指揮助手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指揮。遺憾的,馬勒亦不免〝第九〞的咒詛,在它首演之前已經辭世。這樂曲不曾引起共鳴,隨着又在納粹時期受到禁演,它於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再被發現,即時在全球的音樂名城巡迴上演,獲得從大戰中劫後餘生的幾代人的愛戴。多次指揮此曲的瓦爾特說:〝大地之歌是馬勒創作的最深邃的個人心聲,也許是任何作曲家的最深邃的個人心聲。〞 

          這種心聲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人們的親切共鳴,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然後又在九十年代再次興起,邁入二十一世紀。那心聲固然是馬勒的,最深還是李白、錢起、孟浩然和王維的。 

          我最初聽《大地之歌》是1987年夏,在加州大學的孟大維中心,由賀樂文(Holoman)指揮戴維斯加州大學交響樂團演出,男高音是一位黑人歌手,樂團中有不少中國學生和舊生,讓我聽了感到十分親切。該音樂會還加入了李白的《春思》獨唱。 

          後來,我又在巴西、以色列、和漢城聽過《大地之歌》。最近一次是2011年夏,在英國伯明翰音樂廳,聽拉提爾爵士(Sir Simon Rattle 1955-今)指揮,女中音是Jane Irwin,男高音是Michall Schade。拉提爾是新一代指揮家,動作很多。他於2002年開始指揮馬勒的《第五交響樂》,以後一直系統地在英國和德國演奏馬勒的音樂。 

          我有機會問過他對唐詩的感覺,他告訴我,他在牛津大學讀語文和文學博士的時候,很投入地讀《松花箋》和《玉書》的中國古詩,比較偏愛錢起和孟浩然。對於馬勒的交響樂,他覺得長笛配着獨唱尤其震撼人心,往往叫人得到啟示,感到死不足懼,不懼死可以鼓勵人們奮鬥有意義的人生。 

          至此,我可以說,馬勒不朽,唐詩不朽,人類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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