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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淺說十六講 (十四) 天才與智力測試》 __ 江紹倫

(十四) 天才與智力測試
 
引言
 
 古今中外,心理學要解決的問題不少,主要的有,(1)人的才能究竟天定(或遺傳),抑或教育而成?(2)人的才智可以測試嗎?智能測試所得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I.Q.)有何作用?(3)怎樣教育最為有效?
 
天才是有的,極為少數。歷史上的莫扎爾特,四歲便譜寫成不朽的樂曲,至今為世人欣賞,跨越時空和文化。今天有盈十位古典樂曲演奏家,亦是幾歲即成功公開演奏。
 
1978年,我有緣遇見兩個天才姊弟,分別為11歲和9歲。他們的父母亦是天才,卻生活坎坷。簡單說,我幫他們一家四口從香港移民到多倫多居住和讀書。早此,林先生告我,他們一家共同研究語言,兩個孩子未曾入過學校讀書。
 
在多倫多,我按照孩子們的年齡安排他們入讀小學。不到兩星期,原是我的學生的小學校長告訴我:〝我們無法教這兩個孩子,因為他們懂得的東西超過了我們的教師,包括英語。請您安排他們轉去天才學校。〞
 
「天才學校」是我任職的大學教育學院的屬校,稱為UTS(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我與校長商量,把姐姐插入第十三級。至於弟弟,校長認為,他應該有一個正常的童年,安排他就讀第七級。
 
學年以後,姐姐以優異成績畢業,進入多倫多大學,用了兩年時間讀完四年課程,受邀進入IBM工作。弟弟的故事更加豐富多姿。
 
我一位同事幫林先生接了一份分析數據的工作,需時兩年完成,每月付給他三百元,可以承擔生活費。我那年長假去了劍橋大學當駐校教授,一年後回多倫多,遇見林先生問他近況。他說一切正常,但是那份工作提前完成了,目前沒有事做。
 
他告訴我:〝我們仍是全家一同工作的。做了兩個月,弟弟覺得進度太慢。他去秧街買了一些電子零件,自製了一部電腦,寫了程序,用三個月時間便把全部數據分析完了交卷。那公司給了我們三千元,再沒有新工作給我們做了。〞
 
他又說:〝弟弟仍然是一個十歲的小孩。我們養了一隻花貓,他很喜愛牠。平時,他一手抱着牠,一手弄電腦,鄰居看了覺得特別,我們則見以為常。〞
 
可以說,天才是與生俱來的。他們不學而成的能力可能是專於一方的,如音樂或數學,亦可能是多方面的,善長各種智知和技能。
 
現代心理學用智能測試(I.Q. Test)界定「天才」(genius),一般獲得I.Q. 135分以上的受試者,即定為天才。這種人出現在我們週圍,估計每1500人左右便有一人。但是,他們不是上述的「天才」,只是學一切東西都容易成功。
 
人際間的差別
 
 俗語說,「人比人,比死人」,意思是,假如你用自己與他人相比較,總會有人比你更高明,實在是自尋煩惱。
 
 生理上的差別容易見到,如有人高有人矮,有人五官端正,有人鼻扁唇厚,各有差別。心智上的差別亦不難見到,如有人一說即明,有人則說半天亦不明。這就比較複雜了,因為加上一個「說者」,或者教師。
 
 前幾天,我遇見一位新亞書院歷史系的畢業生,目前在教署課程設計部工作。偶然談起他當年聽余英時博士講課,他說:〝余教授的課十分深,我們都聽不懂。〞
 
 我問:〝甚麽是深?是教授講不清,抑或學生聽不懂?兩者是否同樣是教授的過錯?〞
 
 他聽完大力拍打額頭說:〝你說得這麽清晰,怎麽我從來沒有想過?〞
 
 然後,他靜了片刻,續說:〝那年代,錢穆教授偶然從台灣歸來講課,我去旁聽,同樣的課題,我聽了即時明白,而且興趣盎然。〞
 
 我對他說:〝你現在做課程設計,請緊記我這忠告,一切課程內容的編排和敍述,一定要以學生為本,不要故作玄虛,更不要以難為學生為目標,而要為學生着想,教他們認識自己是一切知識的擁有者,不是受試者,更不是接受者,而是主宰人。在歷史上,有些教師確信自己是唯一的知識擁有者,用盡權力叫學生相信學習十分困難。另一種教師則相信自己是知識的促進者,想盡方法讓學生擁有它。今天,互聯網已經把多數知識放在每一個人的「彈指間」,你們的課程設計,可謂再無用武之地了,請多多思想可以有何創新。〞
 
 他說:〝收到了,教授。我以前一直以為學生之間有差別,沒想過,教師之間亦有差別。也許是尊師的思想在作祟。〞
 
心理測試
 
 怎樣測試心理特徵?用甚麽做參數和標準?智力究竟是天定而不變嗎?為何有些天才生活唏噓?這些問題歷經心理學先鋒尋索,至今只有敍說,沒有肯定答案。
 
 值得注意,數位著名的尋索者都是科學家,以數為量,卻都以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表現為主體,尋找幾乎揣摩不着的問題和答案。古希臘哲人有言:〝世間充滿奇跡,沒有可比人更奇妙。〞所以,誰人自認明白人是甚麽,實在無明。
 
 下面簡述心理測試尋索者的其人其事,有助了解心智的點滴。
 
優生心理探索者
 
 高爾頓(Francis Galton)於1822年在英國出生,聰慧過人。他兩歲開始閱讀,五歲可以讀任何英文書兼懂拉丁文和法文。他六、七歲與《伊利亞特》和莎士比亞詩劇為伍,閱讀興趣和能力都遠離同年的孩子。他是《進化論》學者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兄,兩者的祖父是著名的醫學和植物學家。
 
 在學校,他的成績一般。入了劍橋,他因為成績不能優異而患上神經衰弱。他時常感到心悸和頭暈,連看見書報都即時煩悶。他離校回家休養。
 
 久思以後,他決定不為成績榮譽而競爭,甘心做一個普通學生。他回校完成了學業,並完成醫學學位。但是,他不行醫,而去非洲探險,為皇家地理學會繪製了大量地圖和搜集地理資料,成為傑出的探險家,被該會授予金獎。
 
 高爾頓於1853年結婚,在安定的生活中進行實用裝置的發明活動,同時研究氣象,頗有成績。
 
 1859年,他的表弟發表《物種起源》,引起他很大興趣。他決定研究智力的遺傳性。他推想,人類的進化,有些人極可能通過最發達的大腦向子孫傳遞優越心理特性。於是,他檢查和統計,過去40年間在劍橋大學古典和數學科目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的家庭背景。
 
 結果如他所料,成績超人的學生,大多數是社會成功者的後代。他於1865年發表該項研究的結果,即時投身研究一個首創的問題,即尋出可以計量智力的「物質」。
 
 1884年,他在倫敦國際展覽會上擺出一個小平台,名為「人體測量研究室」,招人付出三便士的費用,即可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徵,包括:反應時間,視覺敏度,聽覺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能力,拉力,擰力,吹氣力,呼吸力,肺活量,身高,體重,臂長。
 
 那是度量人體和能力特徵的第一次嘗試,竟吸引了9337人花錢參予,儘管得來的數據沒有甚麽整體的意義。對於哥爾頓來說,意義卻大了。他運用比利時天文學家奎特勒(Adolphe Quetelet)於1835年發明的「常態分佈曲綫」(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俗稱「鐘形曲綫」(Bell-shaped curve)對比他所得的各種數據,興奮地發現,人的許多身體和心理特徵,分佈正符合鐘形曲綫。
 
 如是,高爾頓武斷地宣佈一個新的術語:「優生學」(Eugenics),用以說明,由於遺傳,有些人生來比其他人的智力更高,而且做人的成功率亦高。據此,沒有心理學學位或教過心理學的高爾頓,被公認為心理測試的創始人。
 
 不但如此,雖然他的優生學思想沒有成為今天心理學的一部份,它卻成為歐洲人和美國人的信仰,直至今天。
 
 具體說,高爾頓倡議,一個進步的社會,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具有優越天生能力的優生者一定會得到成功。所以,一個社會要保持進步,應該鼓勵優生者生育子女,同時禁止缺乏智力的民眾生育。
 
 高爾頓的觀點在美國和納粹德國得到廣面發揮。前者在十九世紀從非洲買入大量黑奴,視之為原始人。後來又輸入大量亞洲移民,同樣視為劣等民族。納粹德國則鼓勵純種雅利安人大量繁殖,並確認猶太人和其化劣質人種應該被根除,大量殺害。
 
從英國到美國
 
 高爾頓時代的英國,心理學並不受大學重視。但是,從德國學習歸來的多數心理學者,一致公認高爾頓為「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創立者。
 
 理所當然,新的心理測量在美國最受歡迎。搭橋者是一位敢作敢為的卡特爾(James Cattell)。他生於1860年,在美國大學畢業後,於1883人去德國留學,師從心理學「內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的創始人馮德。但是,他很快便自有主意,研究人的反應時數(reaction time)。他於1886年取得博士學位,去倫敦拜見高爾頓,即時被他的魅力臣服,公開說:〝他是我認識的最偉大的人物。〞
 
 1888年,剛滿28歲的卡特爾被聘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是美國第一位心理學教授。以後,他致力研究心智測試。
 
 1891年,他轉去哥倫比亞大學當心理系主任,從始每年對新生進行他設計的測試。並計算智力測試分數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數。10年以後,他的一位學生用所收集的數據計算,運用「高爾頓 — 皮爾遜相關」程式計算,得出一個使人吃驚的結果,即兩者的相關性極不明顯。
 
 然而,卡特爾的運氣來了,因為,美國的大學影響社會至大,尤其是著名大學。卡特爾在哥倫比亞大學每年帶領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約為200人。他們被分派到其它大學任教,自然發揮自己教授的學說和研究方法,用他們寫成的教科書。這種影響是中國大學所無的。
 
 美國社會進入二十世紀,工商業蓬勃發展,軍事訓練亦然。卡特爾與他的學生設計了多種心理測試,把心理學引入商業領域,幫商界選擇人才和訓練人才,又幫國防部選擇士兵的工作和升級分配。於是,一個「心理測試運動」驟然興起,成為美國的時代特徵。
 
I.Q. 的誕生過程
 
 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這一名詞傳入美國以後,配合新大陸權貴人士對個性的重視,即時成為日常談話的內容。心理學家的興趣更為高漲。1917年,美國心理學會的年會,有一半的學術報告講述個體差異的研究過程和結果。
 
 然而,心智的定量測試,還要由歐洲人創生。他們是法國的比奈(Alfret Binet)和西蒙(T. Simon)。
 
 比奈於1857年生於尼斯,因為幼年父母離婚,他相當內向,卻喜歡獨立學習和工作。結婚生育以後,他喜歡觀察自己的兩個孩子,二歲和四歲。為了測試他們的思維特點,他設計幾個測試,分別考究他們對日常用品用途的判認,對兩堆豆子大小的沽量,對物體變動和恒定的辨認等。他用得來的數據寫成三篇論文,於37歲那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
 
 1881年,法國實行强制性普及小學教育。1904年,領導者承接優生論的信念,決定通過考試,挑出心理遲鈍的兒童,置入特殊學校。比奈和西蒙給派出用場,為公立小學設定一個「智力測試量表」(Mental ability test inventory),廣面應用。
 
 在實踐過程中,他們悟見一個革命性的理念:心理遲鈍兒童的智力與正常兒童的是同樣的智力,只是前者的發展比較慢。這樣,他們創立這樣的概念,即智力所測量的結果,就是一個小孩對「量表」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否等同他同年歲的其他小孩的回答,或是落後。
 
 他們根據大量的數據,計算出每一年齡小孩的平均分數,用以確定智力的「心理年齡」(psychological age)。這一概念代替了高爾頓的人體測量法。
 
 經過不斷的修改和完善,《比奈 — 西蒙測試》給受試者確定他的心理年齡,用以確定他的心理功能程度。他們定下,如果一個10歲小孩只有2歲的心理年齡,他是白痴。如果他的心理年齡是2至7歲,就是低能。此外,一個成年人的心理年齡是七歲,他就是一個弱智者。
 
 我們今天清楚看出,這種評定很不正確,而且也不實際。然而,作為一個創新,它在那年代中是十分進步和有用的。1912年德國心理學家斯端(William Stern)提出一個更為有用的方法。他用一個人的心理年齡除以他的自然年齡,得出的是該人的「心理商數」(psychological quotient)。這便是我們今天廣泛應用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最早名詞。
 
 智商(I.Q.)可以表示一個人的心理遲鈍或超前程度。比如,一個6歲小孩如果心理年齡是3歲,他的智商(I.Q.)是50,(即6分之3 x 100)。同樣,一個5歲的小孩的心理年齡如果是8歲,則其 I.Q. 是160了,被認為是一個天才兒童。
 
 由是可見,I.Q. 是一個十分方便而有用的東西,可以界定一個人的心智情況,亦可以預測他的發展潛勢。
 
 不過,智商不是一把尺,可以準確度量一個人的高度。它雖然是一個為眾所公認的「智力尺度」(公認即可接受,尤其在民主社會裡),它的準確性含有很多問題。假如我們不認識這些問題而去用它,可以引生很壞的結果。原因很多,包括堅持「智力不可改變」的信念。憑着這一信念,同時又應用任何不準確的智力測試去度量一個人的I.Q.,可以把一個人誤認為一個天才,或者一個「蠢才」,不可有任何改變的機會。
 
智力測試的升權
 
 美國是一個移民構成的新興國家,早到的白人掌權以後,大量引入黑奴和其他移民,大家都望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迅速攀升。在動盪的社會中,掌權者急需一種足以分化智能的工具,以及讓劣等人民接受自己低能事實的科學依據,只顧努力工作,不求越出自己的遺傳命運。
 
 心理學家哥達德(Henry Goddard)應運而生,登上這樣的舞台,大事發揮。他畢業於名牌大學,師從盛名的賀爾教授(Stanley Hall),於1906年出任新澤西弱智兒童學校的校長。
 
 他是在美國大規模應用《比奈 — 西蒙智力量表》的第一人,首先測試公共學校的2000名學童,用結果尋出一些低能的學童,分派入特殊班級。在接着的六年內,他推動全州的公立學校啟用同一量表,並向教師宣傳它的科學性,訓練他們幫他挑出低能學童,注入特殊班級。
 
 與此同時,他又向全社會宣傳 I.Q. 量表的重要性,教法院、管教所、軍隊、和商業機構使用它來確定「智力缺陷者」,給予適當處理。他們師生二人又主張一個信念,確認低智商者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用行政方法積極解決。
 
 他們的信念和理據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但是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眾相信是十分科學的。他們更宣傳,白痴和弱智者不是社會的威脅,因為他們多數沒有機會結婚生育。但是,「高級智力缺陷者」則多數犯罪,而且多數生育,繁衍更多遺害社會的新生代。所以,他們主張美國立法强制執行「優生絕育法」,不許弱智者生育。到1931年,全國有27個州頒佈法令,對心理缺陷者進行强制絕育手術。這一權力持續到二十世紀60年代,纔因為「人權」呼聲高漲,而心理學家更指出智力測試欠缺完善,而且高度「文化重載」(culturally loaded),致使受試者如果不熟悉美國語文和文化,必然得到低分,I.Q. 的廣泛使用方得到終止。
 
 在此之前,哥達德曾多次在美國國會聽證會倡導他的「遺傳論」和「社會危害論」,獲得多數國會議員的讚同。他又受美國移民局任命,在自由神像旁邊的艾利島上對新移民使用比奈 — 西蒙量表,甄別到岸等待入境的新移民,挑選適當和不商當的入境者。他的工作不但拒絕許多從歐洲前來的新移民,而且使1924年的國會頒發法案,減低20%的東歐和南歐移民配額,理由是他們是低能者。
 
I.Q. 測試的標準化和應用
 
 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好的和壞的事情同時發生,互相競爭併存。就在哥達德與他的伙伴們用遺傳說在社會興風作浪之時,另一位土生土長的心理學家在運用比奈 — 西蒙量表之時,發現它的不少錯誤。他是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系主任杜曼教授(Lewis Terman)。他是一個農戶的兒子,兄弟姊妹14人,他排行12,在貧窮的農地成長,卻於1905年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
 
 他用當年流行的幾個智力測試向大量幼童和少年進行測試,得到大量數據顯示,那些量表差錯甚大。於是,他與8位同事和62位教師合作,最後設計一個新的量表,名為《史丹福 — 比奈量表》,並用各種受試者的表現進行統計檢驗,得出「標準」。
 
 根據這一標準,在史丹福 — 比奈量表中得100分者佔標準樣本人眾的大多數,得130分或更高的,則比總人口99%的人更為聰明,而得70分或以下的,則比總人口99%的人笨拙。
 
 對於怎樣應用智力測試及其結果,杜曼教授建議人們用積極和容耐態度對待學生和群眾。他說:〝我們汲取了誤用智力測試的教訓之後,再不該因為工作效率不高而責備那些心理有缺陷的工人或學生,更不該對那些有心理缺陷的罪犯進行囚禁或吊殺,因為這些人沒有能力掌握社會的行為和要求,缺乏一般人所有的智力。〞
 
 細讀杜曼的說話,可以明見,他仍然相信天賦智力和遺傳,祗是他表現別人所無的同情心。他仍然是一個標準的美國人,十分相信「測試決定一切」。不過,他的量表得到廣泛的應用,幾乎是各級學校必用的對學生分類的「科學工具」。及後,它又成為軍隊分別士兵的工具。
 
I.Q. 測試的自行應用
 
 傳統的智力測試是由心理學家向受試者一對一地進行測試的,十分專業,同時亦十分「勞力集中」,不便於普遍應用。
 
 一場革命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1917年,美國參戰,心理學會立即成立專案委員會,研究心理學可以為戰時國家提供哪些服務。委員會成員包括哥達德和杜曼,更有哈佛大學的耶基斯教授(R. Yerkes)。
 
 該年8月,耶基斯被任命為陸軍少校,領導40名心理學家設計一套便於應用,並準確地檢查數十萬軍員,一方面清除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低的人,另一方面類分各種能向,並在能力最高群中,挑選出可以培訓成為特種工作的强者。
 
 不出兩月,他們出版一套《陸軍甲種測試》(Army Alpha Test),和一套《陸軍乙種測試》(Army Beta Test),即時投入應用。前者的內容主要為言語和推理。後者為文盲士兵而設,內容用圖形代表,試題的回答方法由主試者大聲說明。
 
 在戰爭期內,共有170萬人受到測試,由300名心理學家給每人打分,並為各人推荐合適的軍中工作。更重要者,儘管有職業軍人反對受試,有20萬軍官因為受試分數高而獲得提拔和升級。由此,《陸軍甲種測試》在戰後得到爆炸性的擴張應用,滲透全國學校和工商業組織。
 
 大量的統計證據促使智力測試廣泛應用。英國的統計學家和心理研究者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用數據展示,心理能力多數是互相關聯的。比如,具有豐富詞彙的人,在算術和其它能力中亦得高分。他斷說,天生的一般性智力是所有特殊智力的基礎。他稱這種智力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 或 g),是天生的。
 
 他的科學理論(即基於統計數據),促使西方學校對學生進行早期分類,把智力不高的學生導向職業性和技術性的課程,準備他們讀完中學便做「藍領」工人。
 
 與此同時,各式各樣的「性理向測試」(aptitude tests)被設計出爐,以測試人們的音樂、機械、圖樣、語言、人格、知覺、情緒等。在二十世紀初的30年間,心理測試成為貫撤美國各行業的流水運作,同時亦是蓬勃增長的企業。
 
 等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心理測試即時成為戰爭事工的中心部份。美國需要用最短的時間有效地區分數百萬來自社會各層各區的青年,動用各人的天賦能力,分別培訓,成為有效的戰士和機械員。為此,數萬心理學家創製了新的「鉛筆和紙的自用測試」(paper and pencil self-administered tests),即時投入應用。
 
 這種測試多數測量人的判理能力和抽象思維,連同各種性向和興趣,其結果被心理學家綜合應用和研究,給軍隊提供人力分類的依據。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常規學校和大學迅速擴張,更需衡量申請入學的人眾,而心理測試便成為最有用的區分能力的工具。新的心理測試則着重五個領域,包括:知識(knowledge),量的推理(qualitative reasoning),視覺空間處理(visual-spatial processing),功能記憶(working memory),和活動推理(fluid reasoning)。
 
 按照這些能力和潛力的測試數據,心理學家為美國人和社會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
— 臨床神經測定
— 教育分配
— 補償估計
— 職業導向
— 成人精神治療
— 法律證據
— 性向研究
— 心理輔導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受過一種或多種心理測試,用以決定他們的學業、職業、生活、或健康狀況和進程。就是說,心理測試已經成為美國個人及社會的重要部件。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見的,包括其他西方國家。
 
小結
 
 結束本文之前,必須指出,心理測試是心理學家用以確定人的才能和潛能的科學手段和工具,原來是專業心理學家對人的品質的探索。但是,當它落到「政治運作」上,包括學校組織和運行,以及軍事運作,它就變為政治手段或工具了。這一變向沒有否定或者減低心理測試的價值和功用,卻歪曲了它的真正或正確用途,大眾應該知到。
 
 其實,任何科學工具都含有錯誤和變數的,測試人的工具亦然,而且相當複雜。早在1922年,美國專欄作家李業曼(Walter Lippman)便在《新共和》發起一場批判運動。他指出,廣泛的智力測試給窮人家的孩子和新移民的後代,貼上「次人一等」的永久標簽,因為他們缺乏語文能力和對美國文化的認識,在測試中必然得到低分。
 
 從那時至今,心理學家一方面尋找改善心理測試的方法,同時又明顯說明,在許多現有的測試中,存在嚴重的「文化偏見」(cultural bias),所以不適宜用來測試不屬於美國中等或以上「社會經濟階層」的兒童和成人。
 
 甚麽是「文化偏見」呢?不是可以簡單說明的事,本文暫放下不談。需要說明,任何人如果不從初生開始即以英語為母語的,如果接受現成的許多智力測試所得的分數都有偏差,包括接受譯為中文的測試在內。這些偏差有千絲萬縷的因素,只有嚴謹的研究可以尋出真相。卻是沒有需要的。最好的方法是不接受測試,或者接受了請專家解釋分數的意義。
 
 今天,人類同住在「一個世界」裡和諧共相生息,卻沒有必要用「同一種心理測試」去衡量自己的。應該說,這是人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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