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的革命走向民間與世界
神秘緣起
禪從印度教傳到中國之前，已經存有相當成熟的理論和門派。像道安的〝本無宗〞，溫法師的〝心無宗〞，和支道林的〝即色宗〞等，大家都環繞着心與物的主僕關係，作過激烈的爭辯。
名僧僧肇提出〝物不遷論〞，論述動與靜，常與無常，遷與不遷的正負兩維理論，倡導了〝體用一如〞的思想。他在《般若無知論》裡論述體和用的關係，說明知與不知的問題，提出知識的真假爭辯，影響一時。
然後，慧遠的同學道生作《妙法蓮華經疏》，主張〝佛性本有〞，確認〝有佛是法〞，所以佛性便是法性。他又說〝法即是眾〞，所以眾生都有佛性。經說：〝一切眾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大眾皆為妄想所蔽。眾生怎樣見性成佛呢？他說，不能通過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階，只能一次登升，即是〝頓悟〞。
達摩大約於公元520年從印度來華，經廣州去金陵拜見梁武帝。梁武帝蕭衍對佛教很有研究，著作頗豐。他與達摩對話以後，認為後者沒有甚麽高見，便不招呼。
據宋朝普濟和尚寫的《傳燈錄》載，達摩就去了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自我修行。至於他這麽一個外國人怎樣在中國行走，用甚麽語言溝通，少林寺為何要招呼他等等問題，都缺乏確實記載。
更神秘不清的是以後的事。話說後來接達摩衣鉢的二祖慧可去向他求教，竟然要在雪地中砍斷一臂，方贏得注意。這樣傷害身體不是小事，怎樣處理救傷都實在問題不少。慧可問甚麽呢？
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答：〝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答：〝將心來，與汝安。〞
問：〝覓心了不可得〞
答：〝我與汝安心竟。〞
歷來，多數人認為，二祖就這樣得悟了。但是，悟了甚麽呢？悟得人本來無心（肉體的物），所以沒有煩惱之所？抑或〝佛即我心〞，袛要我信奉祂，不作多想多求，就萬事妥善了？又或者，沒有迹象的心，不覓本安，覓之不安？皆不見明確說明。
至於書載達摩教人〝二入〞和〝四行〞，亦實在矇矓。〝二入〞是從理入門和用行入門。四行是〝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都留着神秘紗幕。
從二祖到五祖所傳的禪，雖然各有獨到之意，卻離不了心及以心主宰生命的方法，其中經歷了大約六百七十年間。如果我們細讀印順寫的《中國禪宗史》，有百多頁的記述，煩瑣得很，不得要領，因為禪師和他們的子弟都多，散居在遼濶的中華大地，各持己見。所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從盛唐到宋朝的幾百年間，社會興旺自由，百姓馳向精神提昇，創出許多關於人的生死，以及對於時、空、有、無的不同看法，豐富中華文化。
世俗化革命
回到禪的發展，我認為五祖弘忍最了不起。一來因為他有兩位傑出的弟子，即神秀和慧能。二來因為他看準了禪應該世俗化，以便深入民間。所以他毅然作出革命性的決定，把衣鉢傳給六祖慧能之時，勸他結束衣鉢相傳的傳統。
慧能以後，伴隨着朝代興衰的社會變遷，禪走入了日常生活，再不是出世獨修的東西。慧能得傳衣鉢的故事是眾人知曉的。他針對師兄神秀寫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託人寫下他的〝空〞的見解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多年以後，慧能有一天來到廣州的法性寺，聽見和尚大眾對着門前隨風飄揚的法幡互相爭論。有人說是風在動。有人說是幡在動。慧能上前建議，兩者都不是，
是觀者的心在動。
這在中國禪宗史上建立了心的主動性和一切性的大事，是心見物、辨物、和用物，使之動或不動，有或無，有用和有甚麽用。
慧能提倡〝明心見佛〞和〝見性成佛〞。明心的方法是：〝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是對一切境界不起念頭。無相是像鏡子一樣，既承認事物有相，又不執着那相的某一真相。無住是不把心定住在某一點上，不顧其它，亦不接受其它。我們今天細嚼這些見解，明白慧能的思想十分開放和多元化，表現自由。他的思想革命一方面影響人類思想甚深，同時又把禪智投入百姓心內，不由和尚或學人所獨有。
值得指出，慧能在悟出這些智慧之時，還未剃度出家做和尚，只是一位平民。據載他於二十四歲得傳衣鉢，三十九歲做和尚，然後說了三十七年法，於七十六歲入滅。他的得法弟子有四十三人。通過這些人的說法，把中華禪發揚光大，影響中華民族及鄰近國家的人民十分深遠。公元七六零年，唐朝的肅宗皇帝使人迎請他的衣鉢入宫供養。
今天，我們沾染的多方面的禪理、禪意、和禪修方法，接觸到五個宗派的典籍，全由六祖慧能的門徒所創，包括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臨濟宗和溈仰宗。
我無意也不能在一章書內概說這些寶貴的智慧遺產。有一則故事簡易地說明〝心〞的權能，值得一切愛好學習和創造活動的青年欣賞。
話說馬祖道一禪師有一位愛徒叫做懷海。有一天，他們兩人到野外散步，看見一群野鴨飛過。馬祖問：〝那是甚麽？〞懷海答：〝野鴨。〞馬祖再問：〝飛去哪？〞懷海答：〝飛走了。〞馬祖即狠狠地揑了學生一把，叫他痛得大叫。他同時說：〝明明仍在啊，哪裡飛走了？〞懷海立即醒覺而得悟了。
醒覺甚麽呢？悟出〝心無所住。〞的真意，即不要讓心隨物轉，要保住本心虛靜。用慧能的教導說：〝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不取捨，不念利益成敗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味。〞（《壇經‧咐囑品第十》）
慧能及門徒們主張，行禪〝不離世間，不坐禪，不苦行，也不念經〞，只要淡樸地過着自感有意義的生活，即可成佛。這一個革命性的倡議，把禪推入世俗化的方便之門。它讓僧人走入民間，與凡人和士大夫分享生活，免除宗教規戒，直接向百姓灌注禪的精神境界。
從公元90年到1100年之間，禪僧與士大夫廣面結交同遊，互通信息。他們又結合儒家和道家的智慧，一同酬酢唱和，鼓琴作畫，過着高雅澹泊又風流倜儻的文藝生活，使中華文化大放異彩。
我們今天到蘇州旅遊，到城西楓橋附近的寒山寺懷古，可以吟着寒山的《閨怨》，欣賞一位出家人對男女歡樂的愛情生活細膩入微的敍述：
妾在邯鄲居 歌聲亦抑揚
賴我安居處 此曲歸來長
既醉莫言歸 留連日未央
幾家寢宿處 繡被滿銀床
我們再去杭州的靈隱寺，可以追想名詩人皎然在此剃度出家。他一生好學，佛理以外更熟讀歷史經書，把他感到的人生情趣呈現在詩裡：
移家雖帶郭 野徑入桑麻
近種籬邊菊 秋來未著花
扣門無犬吠 欲去問西家
報道山中去 歸來每日斜 《尋陸鴻漸不遇》
禪的生活哲理
有人說，禪宗中國化以後，更演化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模式和人生哲學。（昌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禪宗》）它讓人們通過實生活得到禪悟，即時產生一種明心自在的愉悅，彷彿在一剎那間超越時空因果的種種糾纒，感到本我長久。
宋朝的參政李邴掌管國家大權，但是並不快樂。他去參拜大慧禪師，得悟人生必須懂得三條做人的原則，以求本心的清靜恬淡，大受教悔。三條原則是：
（一） 〝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即任何事情都用一種自然、負責和曠達的態度對待，不留歉意或者焦慮。
（二） 〝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即不過分要求改變已經習慣了的任何事和做人態度，不要掩飾或者感到不足，應該在自然中進行改善，保持本心清淨。
（三） 人生的最高生活理想就是本心清靜恬淡，不是財富或者名利，更非權勢和執着。
這些做人處事的大原則，大程度地滲透了民間百姓的心靈，造成中國人〝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定力。國人不論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遇着怎樣惡劣的環境，都能夠表現出積極的適應能力。千百年以還，無數去外國謀生的華僑，就憑這種做人態度取勝的。我們今天回顧中國人面對〝毛澤東時代〞的種種精神打擊，竟能走過最後的〝十年浩劫〞，昂然邁入改革開放的大道，亦表現出這種文化定力。
自由安寧的驗證
禪的自由安寧足以解脫人的任何煩惱和焦慮（Anguish）。王維生活在唐朝那興盛又危機四伏的時代，當高官，愛好詩詞，三番四次出世入世，過着欠缺安寧的日子。他從小跟母親學佛，又於壯年深染老莊那無往而不適意的超拔精神，晚年終於抱禪退居清靜的輞川莊園，與慧能的弟子神會深交往來，受託寫下至今被公認為最能傳達慧能的思想的《六祖慧能禪師碑銘》。他在身居官場的後期尋求自我解脫，寫下〝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的名句。
禪的空和寂是積極的，表現在人對宇宙人生的無限幻想及對物與時空的超越。王維的《漢江臨眺》，用短短十個方塊字，就寫透了物我通明的心意。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無中
北宋時期的大思想家和詩人蘇軾，認同老子、孔子和佛禪的智慧，度過轟轟烈烈又光輝奪目的人生。他四次任職朝庭，二次被貶。他因為不同意王安石的政改而被貶，與之結仇，又用恕心和他修好。他的弟弟蘇轍記憶說他廣交禪僧，密切往來者有約百人。他又去寺廟參禪，留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的事跡。
蘇軾一生力求從儒、釋、道的融合智慧中認識世界，後半生因為不堪世事壓迫而尋求清靜解脫，對人生抱着一種超然洒脫的態度，自由自在。他的《前赤壁賦》所表現的，是一種打通了人與宇宙所不應有的界限、超越時空限制，找着無限自在快樂，而歸於安寧悠然的達觀境況。他說：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
……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
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變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蘇軾論述空、無、虛、靜說：〝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其意境深曠。一方面說，靜可以解脫一切動所招來的煩惱和勞役，是積極的動（解脫）。另一方面說，空可以容納萬境，更是十分積極的包容之動。禪的意境是〝分〞與〝合〞同體的，看似消極，實是有意義的動。
我們再讀田園詩人陶潛寫悠哉安樂生活的《歸去來兮辭》的一段，每一句開頭都用一個動詞呈表和平虛靜之心，能不感嘆中國詩詞的魅力？
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
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
登東臬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
西方欠缺安心
沒有禪悟的文化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嗎？值得我們深切考究。
在西方，由猶太人開始，最早關於自由的寫照是《舊約聖經》的首章《創世紀》。它敍述全能的天父，在伊甸園裡囑咐人類始祖阿當，不要採吃樹上的菓子，阿當卻違反了衪的囑咐，採吃了，被判為犯了〝人的墮落〞的原罪。這樣，西方文化把自由的行使與人性的墮落連成一起。
根據魯弗斯‧費爾斯（Rufus Fears）的《自由的歷史》（A History of Freedom），三種自由之一的個人自由（另兩種是國家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一種複雜的價值。最基本的是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唯獨它不能傷害他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定義，既不提人的本性，亦不說人的情感。其實，阿當採吃禁菓不是甚麽選擇，只是自然的好奇嘗試。但是，以〝唯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為立國根基的美國，及西歐國家，信的是〝至上權威〞，就是：上帝說了算，信者得救，違者受罸的對立的人際關係。
歷來，西方智者在尋索人生意義的歷程中，把時間和存在分為此岸與彼岸、有限與無限、本體與想像、情感與理性的兩極對峙的意識（Consciousness）。這樣，人們要麽信仰位於彼岸的神明，或者絕對的本體；要麽呼喚自然原性，醉心於感性的生命；要麽跌溺於這一系列對立意識的矛盾深淵，痛苦到發瘋。
三聖尋禪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用他的詩作和敍述能力，為西方現代文化掀起革命。他揭開人們經驗中的平凡又出奇的情緒，為每一個人說話，並照亮人的經
驗意義。他的劇作和詩文直接影響至今的英語文學。
他首次用日常英語寫詩，改變舊英文（old English）與拉丁文的艱深糾纏，給讀者呈現每人都能看懂的語句。他又用希臘文、羅馬文及其它語文創造了數以千計的新英文字，而且用來寫下意深言淺的數千個意表，不少被譯成外文，廣為引用。
莎翁寫善與惡，愛與恨，曠達與貪心，情與慾，孝與忠，公與私，生與死，苟存與不朽，矛盾與平順，煩惱與安心等對峙的心緒，揭開人生過程中靈魂與肉體及睿智與愚蠢的不停鬥爭。他承接了文藝復興的廣博知識和多元化思維方法，敍寫人間悲劇，振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人的狀況（human condition）。
在他的悲劇中，慾望的無限膨脹，使人陷入空虛和了無意義的人生，一如《麥克白》（MacBeth）。另外，由於無止境地追逐金錢、色慾和權慾，奧賽羅大將軍（Othello）毁了愛的世界，而李爾王（King Lear）癲瘋了。總結這些，莎士比亞感慨地說：
在追求時瘋狂
佔有時也瘋狂
不管已有現有未有
全不放鬆 （《十四行詩》）
莎士比亞在描劃西方人心之時，預言未來的發展。我們今天親見的美國社會，擁有世界最多的心理治療師，精神病學家和各種層次的心理輔導員，仍然不足應付人民心理病的治療需要。
多數文學評論家公認，莎翁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哈羅德‧布洛姆（Harold Bloom）在《焦慮的影響》（The Anguish Influence）裡說：〝莎士比亞能夠凌駕他之前的所有作家之上，同時又導領他身後的作家和思想家。〞為他寫傳的托瑪斯‧納殊（Thomas Nashe）總結莎翁的貢獻說：〝他不是屬於一個時代的偉人，而是活在一切時代。〞
就在西方人們力求取得自由、平等、博愛的前現代時刻，德國詩人、思想家和科學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 Von Goethe, 1749-1832）用詩和戲劇反映歐洲人的不安和矛盾。他出身貴族世家，在威瑪時期主掌過多方面的要職。與此同時，他又用最大的熱誠探索人生所經驗到的各執一端的對峙心理。他又結合這種探索和科學思維。例如，從科學出發，〝色〞（colour）是純光與他物互動產生的效果。同時，從心理出發，〝色〞（desire）都是精神與物（包括肉體）的合體。
本着他的廣博知識和經驗，歌德用了六十年的時光完成他的傑作《浮士德》（Faust）。主角是一個酷愛追求知識，同時又相信經驗才能顯射出生命意義的人。他日以繼夜地考究《聖經》首句的真實意義。〝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一句，是否意指〝太初有道〞呢？言只是一個中性的字，不含道德價值。假如word字的涵意是道，則天地初開之際，宇宙已經存在某種超人的權威，頒佈道德標準，規定人們遵守，限制人的自由。
歌德曾經說過：〝沒有哲學可以解釋宇宙人生，因為人有獨立自尊，不可被低貶為任何由更高權威所指派的意念。〞就是說，他肯定相信人的自由。
正是因為自由是獨立而沒有倚靠的，所以自由人無論做甚麽東西，或者怎樣處理自己的情感和選擇，都自然經驗到懷疑和焦慮，不有安寧。歌德借浮士德的內心掙扎和呼喊，吟下這樣的詩句：
在我的心中啊
盤踞着兩種精神
互促分離
一個沉溺於强烈的愛慾
以固執的官感緊貼塵凡
一個則强要脫離塵世
飛向崇高的靈地
歌德被稱為〝威瑪的孔子〞，因為他曾經十分努力學習中國的儒、道哲學，尤其是中國的藝術和詩歌。這些活動詳細載於他多年的日記裡。他和好朋友萊布尼茲（Leibniz）同樣提倡〝一個世界〞，叫不同的民族互相學習，共同分享人類的智慧，用不可分割的〝人的智慧〞建造〝大世界〞。我們今天溫習數百年前的智者之言，可以認識〝同一個世界〞的構想，早於十八世紀出現。
萊布尼茲是德國第一位研究儒學並尊敬孔子的學者，他於1697年發表的《中國之光》（Novissima Sinica）說：〝照我們現在的認識為本，面對我們當前這個道德敗壞無限澎漲的時候，必須請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傳教，向我們介紹自然宗教的主旨和實踐方法，不應送我們的傳教士去他們那兒說教。〞
歌德研究中華文化，從《詩經》到《孝經》，一概讚賞。他在《教育論》提倡學校向各級學生講解孝的觀念。詩云：
孝是一切之本
人之為人即有敬
以敬為始
父母政府及天父在上
以敬為中
善待一切苦難和傷害
以敬為下
聯結同儕朋友向人生奮鬥
可惜到了十九世紀初，德國精神轉了彎。科技工業和帝國主義逐步澎漲，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同時，人類也失去內心與世界的關係，只剩下孤獨的自己，造成日愈升級的個人主義，也造生了尼采所主張的〝超人說〞，最後出現希特拉的滅絕猶太人的行為，使歐洲文明真正墮落，也改變了西方文化，使之趨向私利和暴力，以至瘋狂。
不過，人仍是人。近代歷史顯示，戰爭和私利的搶奪，把人生弄得被動和膚淺，重新跌入莎士比亞的悲劇，以及歌德的浮士德式的不安，銳意要找着自我，發現自己的靈魂，回復〝全人〞的經驗和尊貴。
這樣，從上世紀中開始，中國禪又變成西方思想界所趨鶩的意境和智慧。只有禪悅和安寧可以挽救當前人類及地球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