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夢（五之三）
中華夢知夢智
認命—氣、數、夢
古人信命和認命與氣數，不是迷信，而是實對生活，尋索人與自然的運程，過好日子，獲取幸福安心，進達不朽的生意義。
「命」不是宿命，那是一成不變的。中華智慧中的命充滿易（transform）數，可以掌握和應用的。它是現實中的種種情況和機緣。
「氣」是精神，由人通過修養、健身及達智而升華，求達長壽、慈祥，以至善終。
「數」則分精密高深和簡單日用的兩層。第一層是《易》載的占卜計算，可以測定天時的變動及人間的時運，一切都在宏觀大自然的變換之中。幾千年來，不少古代賢人說明他們怎樣「度數」做人，尋着前瞻性的意象，參入工作運籌，形成「運籌為握」的效應。最為大眾所知的故事是孔明「借東風」挫敵，以及他卜知自己的死期，做出妥當安排。
第二層見於「我有分數啦」的說話。用今天的話講，即是「我有妥當的程式做事」（I have good programming）。「分數」是中華哲學中高明又廣為人知的做人智慧。「分」是身份，包括倫理的位置，如兒女和父母、老師和學生，及社會身份，如顧主和工人等，各有權利和責任。「數」是秩序或方法。所以「分數」就是個人在一定的身份和方法中，知所運作，妥善安排。
在1949年以前的傳統社會，許多文人自己養尊處優，不事生產，卻喜歡舞文弄筆，做言理和意識形態的宣揚，肆意批評中國人「認命」是對封建勢力屈服，必須革命。其實不然。
如今回顧歷史，中國經過半個世紀的革命，人民硬板地跟從一個以鬥爭和破壞行為模式做人，在集體主義為綱的威力之下，不知「認命」，又不有「分數」，沒有個性又不敢夢想，結果成為落後與盲從，受盡苦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後，我遇見一位資深革命家，聽他搖頭嘆息說：〝一切就像做了一場惡夢〞。如今，夢醒以後，中國人又選擇轉向「文化復興」之路，尋求以人為本的幸福、個性心靈昇華，以及社區的和諧共榮。
知夢認用
過去，人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如果感到心理壓力沉重，即會自然地在夢（無意識）中獲得由自由幻想領引的心理舒解，醒覺以後，再以甦新的信心和動力奮鬥人生。所以，不論中西文化夢論，都一致確認，夢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解除過份沉重的「日有所感」，由「夜有所舒」的夢做有效的調和。這是人的特有心理權能（mental power），即心「易」功能（metal transformation），十分詳細地記載在《易經》以來的浩瀚經典之中，描述命數和氣度，載着歷經上萬年經驗檢定的中華民族智慧。
怎樣可見呢？見於「中國人」的身上，由他們的「文化DNA」所孕育和表現。我讀博士課程的時候（1958），在加拿大首都一家高級中國餐館內做「企枱」工作，每次休息都跟一位老華僑周伯談話，問他早年以「賣豬仔」身份到加工作的情況。他以「慘絕人寰」作形容，告訴我他當時不懂英語，又不知怎樣做事及何時做或不做，所以不敢睡覺，只在主人熟睡以後坐着休眠。日間，主人還算和氣，細心教他工作。但小孩則喜歡執着他的辮子叫他賽跑，把他拉得又痛又喘不過氣，苦不堪言。
〝那種日子過了多久？〞我問。
〝大概兩年多。然後我學會工作，主人又覺得我洗衣妥當，煮餐好味，對我很有好感。況且，小孩子也大了，再不胡鬧。〞
〝在苦楚的日子中有沒有想過自殺？〞我續問。
〝自殺？你是說不要命？〞他驚訝地反應，然後說：〝我袛認命，相信只要我努力做人，日子自然會有好轉。〞
周伯於1883年出生，沒有讀過書，十九歲經賣豬仔辦法到溫哥華附近的農莊做工人，後來歷經多次轉業和遷移，最後到了首都做了一家著名餐館的股東。他七十多歲仍然堅持工作，負責做甜品。他做的「波士頓奶油批」是食客馳鶩和讚美的。他三十八歲那年回鄉娶親，生了兩個兒子，如今有五個孫兒女，都受過專業教育，各有其份。他告訴我他苦盡甘來，人生算是圓滿意足了。
我問他經歷艱苦日子的時候，舉目無親，連說話亦找不到對象，怎樣開解自己？有無作夢？
他說夢不多，但有一個夢每數天便重覆一次，直至大約五十歲後才停止出現。
事有揍巧，周伯描述的夢，正好是我早年常做的夢，就是：夢者被惡人或猛獸或汽車追趕，愈趕愈迫，直至非常接近。此時，不論前面是高險的懸崖，或者深谷河邊，或者陡斜的樓梯，夢者即奮不顧身，一躍而下，隨即夢醒。有時，夢者會感到餘悸。多數時候，夢者會感到身心舒放。
我認識不少人都有過這夢，不知讀者如何？現在分析起來，它讓夢者舒解過重的心理壓力，感到自由及自豪。在危境面前飛身蹤躍，既果斷又瀟洒。我自己早年備受抗日戰爭逃難和離開家人的苦楚，所以需要這樣的「夢解」。周伯所經歷的苦楚比我的更甚十倍，亦有此夢。從此可見夢的積極作用，它發揮潛意識挑戰險惡勢力或深層恐懼的力量。
如夢的戲劇人生
中國人有忍耐的特性，可以超越時間。古人的時間不是西方的時鐘時間，而是悠悠歲月及乾坤替換，用干支和節索明確表示，並有精密的計算方法。
《易》以乾坤二卦開始，以既濟未濟二卦終結。《易》記錄了宇宙間「象」的循環，成而沒，失而得，無始無終，周而復始。在《易經》作者的心中，宇宙間的日月、四時、晝夜、陰晴……盡是為「圓」而易（即變換）。一切有生命及無生命的事物都在人心中「以象變易」。這一觀念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思維原型。於是，道家的「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儒家中庸的「無過無不及」，陰陽家的「陽平陰秘」，都共同存在「中國」二字的圖式之上，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文化行李」（cultural bagage），不論他走到哪裡。
由此，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動都在這裡萬變不離其宗，圓轉無窮，又團圓完成。在其過程，時間化為「象」，尋着空間作為載體。在大變換中，空間結構的「變」又遵循時間而動。這樣，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都在互易中互滲中和，不走極端，建立起無限而永恒的循環結構，稱為「圜道」，相信一切都以「圓」結束。對於這些種種，中國文化中的兵、農、醫、藝的子文化，都存有深切的內涵，各種文化的經典，都載有相當詳盡的表達和主張。李若瑟在他的《科學和文化在中國》明列了這些經典的一部份，已經洋洋大觀。我在此不能言表於萬一，只能提及。
更貼身的問題是，中國人是怎樣承傳這一切十分複雜的哲理和智慧呢？答案是從父母及長輩的言表，以及戲劇和詩歌，使不有機會讀書的百姓（如上文所提的周伯），亦落實在生活習慣上。簡言之，人們意識到「生之有涯」，所謂「人生百年，迅即成空」，需要個人用生育（組織家庭）、生產、和建設功業（關愛和服務他人），填滿時空，使生命不朽。
情、夢交融的舞台藝術
中國古典戲劇藝術與西方的不同。它是一個空空如也的方圓平台，多數沒有佈景，演員需要用動作、說話和歌唱表達人世間的情景和事態，邀觀眾投入想象，神入劇情的發展。這種舞台藝術的運作是程式化的，讓觀眾在少有的幾個大情節中欣賞虛擬隱喻所內涵的矛盾或和諧，從而得出做人的道理。
這種道理矇矓似夢，因為只有矇矓才可以超越時空和「易」數，例如變真為假，變惡為善等。但是矇矓背後的是、非、真、假，又十分清晰，叫觀眾有所憧憬，看到如願以償時，大快人心拍案喝采。反之，如果不如所願，則暗然傷神，痛哭流涕，傷心欲絕。
矛盾與團圓
劇作家了解人心，往往把戲劇的情節寫成夢亦戲，戲亦夢，情成夢，夢見情的景況，然後叫演員在粉墨登場中弄虛作假，又弄假成真，向觀眾灌輸中華文化特有的「夢智慧」。
中華文化以「和為貴」，所以，不論是悲劇或喜劇、古典戲曲都必然以「大團圓」終場。這種智慧原出「天道之圓」，讓大自然的「圓」育化成强烈的人文色彩。據此，中國人深染「尚圓文化」，相信通過時間，人生終會享受「團圓夢」的溫暖。
自十三世紀元朝至今，以夢為軸的劇作有百數十種。最為人熟悉的有關漢卿的《西蜀夢》、《緋衣夢》、《蝴蝶夢》、《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馬致遠的《黃梁夢》和《漢宮秋》。然後是明朝（1368-1644）的《牡丹亭》、《邯鄲記》、《園林午夢》、《高唐夢》、《櫻桃夢》、《西樓夢》等。
到了清朝，戲劇演多了，從皇宮到農村的「會社」喜慶節日，都用演戲提供娛樂和精神滋養。所以，中國百姓感染古人的生活智慧，幻想智慧、語言與符號智慧、命數智慧，詩意幻想智慧、情感倫理智慧、養身養氣智慧、以及安心快樂智慧，日愈加深，以至每一個普通人，都擁有忍辱負重的能力，甚至在異鄉的陌生環境中，亦必然脫穎而出，達成素願，快樂長壽而滿足人生。
不幸，這一切都給五四運動以來的文人學者所大力否定，換來西方的意識形態，引導國人愈走愈遠，離開自己寶貴的文化智慧。例如，魯迅曾鼓吹「中藥殺人」，主張廢除；胡適鼓吹「學習美國」，主張鏟掉昆曲等。這些人執着一己對傳統文化的偏見，不惜棄祖離宗，剶奪後人的精神食糧，叫人痛心。
中國的戲劇「演活」傳統文化智慧，促進老百姓的承傳，致使它在平民之間源遠流長，成為今天文化「復興」的堅石基礎，功勞超越時空變幻。
清朝的《紅樓夢》大劇是曹雪芹的傑作，寫中國社會由封建過度到現代的「變」和「痛」。它被中西學者演為一門學問「紅學」，因為它揭露大觀園裡老少幾代人怎樣實行傳統文化和價值，愛恨交織，面對矛盾，企求圓滿，有成有敗。
曹雪芹不但「易」化人生和社會，同時又詩化人間，用詩的文字美和隱喻表達中國人的情感和夢想。作者在《自題紅樓夢》這樣道來：
浮生著甚苦奔忙 盛席華筵終散塲
悲喜千般同幻夢 古今一夢盡荒唐
慢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聚散團圓，夢想成真
中國幅員廣大，人的聚散在實生活中衝擊人的情感與心靈。但中國人觀看月亮的盈虧有序，循環如常，即相信希望在人間，一切悲歡離合，最終將達成團圓收場。這種渴望團圓的文化特色被寫在戲劇裡，叫觀眾看了魂牽夢縈，流淚歡欣交錯，通過看戲，感悟出做人的耐心、等待、實幹、守德及愛人品質。
《牡丹亭》的劇作家湯顯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說：〝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訏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通過戲劇的藝術加工，現實人生的時間、空間、人事，都給超越了，造成「人生如夢」以及「人生如戲」的真實，叫觀眾和劇作家自由幻想，自由發揮，塑造美好圓滿的人生。這樣，演戲、做夢、和觀戲都有靈犀一點通的效應。
在《邯鄲記》裡，湯顯祖寫主角盧生受呂洞賓度脫，讓他枕在磁枕上發夢。夢中，盧生遍歷婚喜，應試，中舉，治河，征戰西域，高升，拜相，封公和死亡這一大串人生大事，又忽然在夢中醒覺，六十年光景全是倏忽一夢戲。對於觀眾來說，劇終之前還有好戲，盧生感化，皈依仙境。但是，他遇見八仙時仍然恐怕這也是夢，最後獲得八仙肯定一切屬實，方感到安心。
不過，明眼人知道，既然盧生在夢中皈依仙境，他與八仙的對話雖然是「真」，還不是夢中的事？湯顯祖運用夢境措置，將抽象的心理活動轉化為具體的舞台形象，讓觀眾神入其中，直觀地感到演員的雙重夢幻，解開恐懼與懷疑一切的心結，實在高明。
在《西廂記》，王實甫寫劇中一幕「草橋驚夢」：多情的張生離別愛人鶯鶯赴京考試，旅宿草橋一家客棧，夜幕低垂，秋蟲哀鳴，他靠着單枕漸入夢鄉，看見鶯鶯離家趕來遇他，兩人相逢，在客棧裡互訴衷腸，好不快慰。不幸，好景難長，一隊賊人殺到，把鶯鶯搶走，叫喜劇變為悲劇，張生悲痛欲絕。
清代劇評家張堅在《夢中緣》裡讚劇作家感人心肺，說他的傑作〝情真也，夢幻也。情真則無夢非真，夢幻則無情不幻。〞畢竟，人的情感何者為真，何者為幻，不是容易分出的。實在，有真有幻的情，遠比只有一端的感受豐富得多。古典戲劇的作者有能力叫觀眾從直觀感悟，人有「因情成夢，因夢成戲」，以及人生如夢，好夢成真的宇宙規則，實在偉大。
中國古劇最為人欣賞的可說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了。富家女祝英台女扮男裝讀書，遇見窮書生梁山伯，兩人一見鍾情，愛情愈演愈深。後來，祝英台被招回家許配給馬家，梁前來求婚受阻，回家憂鬱而死。等到英台出嫁，經過梁的墳墓，下轎冥拜之時，忽然天黑雷暴，辟開墳墓，祝受愛情驅使，奪身跳下。驟然風和日麗，墓裡飛起一雙彩蝶，翩翼戲舞，漂亮極了。觀眾看了大拍手掌，不管是真是假，稱心回家。
這一齣由民間傳說寫成的越劇，含有很多哲理：愛情堅貞、情動天地、敢於反皈、超越物種、人主造化等等，最後是團圓如願。《易‧繫辭上》說：〝蓍之德，圓而神〞的「天道之圓」信念，早就「深入民間，叫中國人敢於幻想，勇於超越現實。
元末明初有一齣名劇《來生傳》寫一位磨工羅和的故事。他偶然得了一両銀子，恐怕被窃，緊緊把銀子揣在懷裡。入夜，他夢見有人來搶，藏在灶裡，又夢見火燒，便躱入水缸裡，夢見洪水來淹，把銀子埋在門檻下，卻又夢見賊人拿刀槍來殺他……結果給一両銀子害得他一夜捱着驚惶不安，睡醒後神思恍惚，卻原來得到銀子只在夢裡。這齣戲通過夢的誇張手法，將一個小人物對錢財的心態表現得栩栩如生，叫觀眾一路看戲，一路反思自己對錢財的態度，認識不必太過看重得失，適宜維持作息有度，安樂做人，不必為物所累。
這些「夢智慧」出現在古時，如今通過戲劇闡說和演出，仍然發人心省，幫人在「一切向錢看」的社會氣圍中妥善處理生命。
中華夢前瞻
中國百姓看戲，能夠把充滿矛盾的世界，當成一個和諧的世界，又把一個陌生的世界，當成一個可以夢想成真的世界。這不是簡單的事，需要看戲人擁有知識和文化，認識隱喻所用的符號和動作，把藝術做作轉換為現實生活的是是非非。近代，有人稱湯顯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很是貼切，因為他們都說了許多夢事夢智，又寫了不朽的夢詩，促人感悟。
人類邁入現代，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Freud）揭露人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心事，提出夢的作用。他的學說成為現代和後現代今天世界思潮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式的影響，深入每一人類活動領域。他對夢的研究和解釋，主要依憑臨床經驗所得的數據。然而，他對「何者為夢」及「夢究為何」這些原始問題的思想和分析，則大程度地取材自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詩作。
莎士比亞寫夢，不單表現在他以夢為名的《仲夏夜之夢》，而在他的每一齣戲，尤其在《暴風雨》，《哈姆雷特》，《羅曼歐與茱麗葉》，和《麥克貝希》，以及百多首十四行詩。他在《暴風雨》裡說：〝我們是這種素材所造，一如夢材，而我們微不足道的生命，就在睡眠中終結。〞簡言之，人即是夢。弗洛伊德熟讀莎翁作品之外，更深入研究中華夢智慧。
另一位影響現代西方文化至深的心理學家是卡爾‧榮格（Jung）。他創造了新的心理學研究法，主張把心理連同文化同時研究，以求得出人格的完整而不是分裂。他潛心研究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特別吸收《易經》和《道德經》的智慧，作為建構他的精神分析學說和心理學說的素材。
連同中國佛學，榮格在他的數十本心理學書裡重覆出現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易數，文化符號（特別是象形、象意文字）對心智的積極影響，「自性」（Self）是「自我」（ego）的根基，以及夢創造無限幻想，同時又以具體的母語文字呈現抽象的幻想，安撫心靈。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榮格宣揚他的完整心理學，力圖調整和調動人的心理潛能，激發創造熱情和力量，尋求崇高的生活意義，反對貪欲和侵畧性，指這兩種心理直接引生人類的物質和金錢崇拜、享樂主義、個人中心主義、虐待狂和尚武主義、精神空虛和苦惱無助，至使心理失常。
1981年，我在日內瓦湖邊的一間小築訪問了榮格的終生摯友芭芭拉‧漢娜（Barbara Hannah），深切地談了一個早晨。漢娜是《榮格的生活和工作：傳記體回憶錄》（Jung, His Life and Work：A Biographical Memoir）的作者，對榮格的一切都十分熟悉。
她熱心地告訴我，榮格畢生鑽研中國文化，並與《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原名《太乙金華宗旨》）的德國漢學泰斗理查德‧威廉（R. Wilhelm）結為好友。該書寫道教的靜修方法，參入禪智，被人們稱為「生命之書」。威廉又是《易經》的譯者，該書的德文版載有榮格撰序，說明「易」的包羅萬有，〝是人類最偉大的科學巨著〞。
〝榮格怎樣說夢？〞我問，一意要得到最簡易貼切的回答。
〝您一定十分熟悉他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自傳《記憶、夢、思考》。照我的了解，他認為，夢是心智的情與理的創造活動，具有安撫恐懼和發揮幻想的功能。榮格畢生醉心易學，正是因為他不但欣賞河圖洛書符號的審美和啟智作用，而且神入中國文化那種對於夢想成真的堅强信心。〞
榮格一生的逸事很多，我們那天都提到不少，包括他相信自己是歌德的私生子，以及他的許多應驗的夢。例如，1946年，榮格應邀出席蘇黎世為歡迎丘吉爾所設的宴會，被安排坐在主賓的旁邊，早一晚，榮格在夢中畫了一幅佛教曼荼羅的畫，畫中的圖案恰好是當天餐桌向外放射式的排列樣式。
另一個榮格的夢驗是他早年在一次夢中渴求知道怎樣駕馭潛意識而安心，走入一座金色的城堡，看見空無一人，使他感到寧靜心安。翌日，他收到威廉給他寄來的《金花的秘密》手稿，請他寫一篇心理評論，使他又快樂又震驚。後來，他常常提到，〝那件事打破了我當時感到的孤立無助的困苦處境，給我信心。〞
如今我想起自己的許多緣份，幫我了解人生若夢和夢想成真的中華智慧。我敢斷言，中國人做夢並非偶然閒事，而是深切藏着民族祖先的無限智知和智慧，內涵夢想成真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