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回憶之二 : 那些年在理工XX的日子》
我怎樣填XX最適合呢? 即時反應是 --- “那些年在理工我們一起追的…理想”。那太浪漫了。我想了很久. 最貼切的大概是「發奮」, “那些年在理工發奮的日子”: 我發奮, 理工整體也發奮。
我想談的是: 理工怎樣從一間理工學院轉變成為理工大學。我有幸通過一個系的教學工作, 親身經歷了這個發展的重要階段。
我先要強調兩點:
1. 我在理工服務的日子是從1979年5月至1995年3月, 約16年。”那些年”,單指那一段日子。
2. 所見所聞, 只限個人經歷, 一定有主觀偏差, 況且記憶開始衰退, 所記或者有錯誤, 請讀者明察。
那些年, 我共經歷了三位校長: Dr. Keith Legg (1975-1984)、 Dr. John Clark (1985-1990)、和潘宗光教授 (1991-2008)。我曾在兩個系服務, 和三位系主任共事: 首先是語文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系主任是Mr. Ken Collins, 是他聘用我的。系提供中、英、德、法、日五個語種的科目。語文系後來分家成英文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主任Mr Peter Barnes, 和中文及翻譯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TI), 系主任張日昇教授。CTI後來改名中文及雙語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CBS), 一直至今。
1979年,當時理工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1. 作為理工學院, 它已有七年歷史, 準備向一個更高學術水平的目標進發, 頒授學位。但它也背負着歷史的包袱, 設備、師資整體都還是理工學院的規模。
2. 大部份工專時代的教員留任。在教室內, 他們是經驗豐富的教員,但要轉為大學講師, 必須作出轉變。
3. 教學擔子沉重。講師每週14 - 17 節課, 每節一小時。英文教師往往要手提”heavy-duty”錄音機走遍理工的東西南北, 大街小巷, 有些人部份時間要教夜校。
4. 設備比較簡陋。我開始辦公的教員室六人一室。男女教員同處, 學生進入進出。到了首席講師才有自己的房間 (胡爾芙所謂 “a room of one’s own”)。
5. 青年教師流失不少。語文系1987年前,未有學位課程。有些有志氣、質素佳的同事或未有機會參與學位工作, 或由於各種私人或系內因素, 辭職流失了。我所記得英文部六位講師 (文、徐、李、周、黃、梁) 先後離開理工, 讀了博士學位, 都到了其他大學任教。
6. 學院課程很強調實用性。除科技工程科外, 開設計科、輔助醫療科、護士學位、商科等,人文學科屬少數民族。
7. 學院文化氣氛鼓勵教員服務社會, 提高理工社會知名度。我記得 “全盛時期”, 我曾代表理工參加校外四個委員會: 教育司署的英文科委員會和課程委員會、考試局英文科閱讀理解試題擬題會、職業訓練局新聞及出版從業員訓練委員會, 還要到學校、社團演講。職位越高, 責任越重。無疑社會接觸面廣泛了, 對於社會需要也認識更深. 但代價是少了研究和進修的時間。自然, 其中有我個人喜好和向社會學習的動機。
一間高等學府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從制度、人事、管理、設備、資源等各方面都要符合國際的水平和規格。最主要的是教員的質素, 教員要提高學歷, 更新學識, 優化教學法, 做研究, 發表論文。
理工採取什麼措施去達到轉型的目標呢? 我就所見到的, 試舉其犖犖大者:
1. 加添新血。在我系, 先後聘請了復旦大學外文系高材生、美國大學教育博士、語言學博士等等。我1979年被聘作高級講師 (相若但稍低於大學講師), 被重用。過了幾年便升為首席講師, 主要因為我在香港大學教英語教了11年 (不是本科英國文學, 是語文), 又到過英、美遊學, 學術傾向較濃。
2. 資助教師進修, 唸高等學位。我第一個合約完成後, 獲得停薪留職一年的待遇, 自費留學英國。後來系要開辦學位, 便資助一位同事往美國唸傳播學碩士, 合約規定回來服務三年才可離開。
3. 成立一個新部門 Education Technology Unit (ETU, 後改為 EDU, Education Development Unit)。作用在於支援教師善用視聽器材、編寫良好教材, 又開辦教育和教學法進修班。
4. 設统籌研究的委員會, 由一位助理院長(研究)主持。第一任由Dr Howard Ward擔任。我成為人文科學委員之一。
5. 由能幹人士統管學術。助理院長(學術)專管學術學位事務的是 Dr Austin Reid。他也是工程師, 為人方正嚴謹, 很支持課程主任。抽調教員如應用社會科學系麥萍施女士和
EDU馬周筱燕女士作他的助手, 一方面減輕他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加强與各系教員溝通, 兼有培養學術管理人材的意思。
總括來說: 我在理工那些年,理工發奮;我亦發奮, 小材大用。
在1983年, 經過英國的學術評審機構 (Council of National Academic Accreditation) 審核, 理工被准許開辦五個學士學位, 其中除工程科目外,包括社會工作. 當時理工學院成立僅僅11年。
1984 年語文系决定要籌辦一個學位課程。我有幸被系主任Peter Barnes委以重任, 着我構思策劃一個新學位課程。每週減四個教時, 只教八小時, 帶領一個核心小組, 發展到後期一個有十多位同事的課程籌委會。同寅同心協力, 寫出一個切合系的強項和社會需要, 包羅中英語文訓練、語文知識、專業領域語用(如出版、管理、英語教學、傳媒) 和輔助學科 (如<香港社會>和<研究法>) 的課程,叫<語文及傳意>榮譽學士課程BA(Hons) i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籌委會要應付課程結構、課程和科目內容、書目、分配教時、考核方式、教師人手和進修各方面的工作, 而最吃緊的工作, 是應付英國學術評審機構無微不至的審查。
在有限的條件下, 怎樣去構建一個學位課程呢? 簡而言之, 無非笨鳥先飛, 將勤補拙:
1. 系主任首先在系管理小組內訂立了一個政策: 新課程在資源方面獲得優先分配。然後指派一教員總其成, 減他教時, 用三年時間來籌備。
2. 集思廣益, 課程是一個團隊努力的成果。
3. 首先對本地需求摸清, 做好需要分析, 然後設計一個學理上站得住脚、又有新意的課程內容。花了不少氣力搞問卷調查、訪問、文獻分析等。
4. 以系之所長, 即中英文訓練、二文三語為課程骨幹。
5. 系內人手不足, 則向他系借適合師資。譬如<出版及傳意>選修科(120小時)向EDU借一位資深編輯; <管理傳意>(120小時)借商業系一位正攻讀博士的教師由她負責;從應用社會科學系借社會學家去教<香港社會>和<研究法>兩科。
6. 資助一位教員唸傳播學碩士。
7. 延聘一位學歷高的專任教師。
結果, CNAA 通過1987年可以開辦課程, 但得先開普通學位。兩年後再度評審時, 准許由第二屆起, 頒授榮譽學位課程。我作為課程主任, 領導了四屆之後退下。1991年課程轉交一位博士统領, 就是上述延聘的專任教師。
1993年第四屆學生畢業, 理工亦於同年取得了自我評審的資格, 它實質上已經是一所大學了。1994年11月25日立法會通過法案, 理工學院正式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理工大學。大學採取了一個有人情味的過渡措施, 實施一校兩制, 就是說大學制和舊學院制並存, 教員可以選擇申請大學制還是留在學院制。我選大學制, 經過評審後職銜改稱副教授。翌年三月,我離開香港和理大, 移民到了温哥華。
值得一提, 1988年初, 語文系分了家, 成了英文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和中文及翻譯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TI) 後改名為中文及雙語學系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CBS)。1995年我離開時,兩個系各有兩個學位課程, 一個碩士課程. 共計六個, 其中一系還帶博士生。這些都發生在短短的八個年頭! <語文及傳意>榮譽學士課程經中、英兩系同意, 撥歸中文及翻譯學系。它收了十七屆學員, 運作了二十個年頭, 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於2007年結束。
我很幸運, 在事業路途上, 理工給了我一個安定上進的職位. 而一個難能可貴的機緣, 使我能發奮, 一展抱負, 替我生長的地方盡些綿力。
以上種種, 正如元稹《行宮》所云: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後記: 2012年10月12日加西理大員生會慶祝理大75週年校慶聚餐, 一個節目叫 ”那些年在理工XX的日子”, 由教員學生憶述在學院資足記念的人和事, 自己講述XX是什麼滋味。我也參與發言,這篇小文便是從當日的發言稿擴充而成。這份回憶得以完稿, 多賴Helen Chiu, Diana Mak, Daniel Ngai, Daniel So提供資料, 謹此致謝。當然, 文責在我。Daniel So接過課程, 帶領及改良它凡16年, 值得敬佩。修改本文期間得悉前系主任Mr Peter Barnes 於3月22日逝世, 使我更懷念那些年了, 謹在此表達對他深切的悼念。)
2013年4月1日溫哥華
(以上文章原載於《香港理工大學(加拿大西)員生會通訊》, 二〇一三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