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夢 （五之五）》
眾裡一築夢
成長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在一星期中，開悟一個八歲的築夢者，叫他認識兩件大事：行動可以改變現實，祖國是遊子的穩實靠山。
頭三天，香港遭搶掠和轟炸，第四天我看見日軍當眾殺人。第五天，我跟隨表舅父步行回鄉，沿途親見逃難的悲慘。戰爭不但殺人，更泯滅人性。第七天回到惠陽鎮隆我姑婆的家裡，遠離了母親和哥哥。
大時代的經歷充實人的經驗。在隨後的幾年中，我用赤腳捱過夏日被灑沸了的禾田水土，冬天冰涼結霜的草坪。我愛上故鄉的一草一樹，每一寸土地，純樸而自强不息的親人。
1947年初，家鄉陷入無政府狀態，誰人有槍即可任意殺人，為了私人目的。那年農曆除夕前一天，我獨自步行到天堂圍站，迎着未停定的廣九列車，奮力爬入車上，回到香港，開始新的人生里程。
再過十一年，1958年仲夏，我放下一份做了三年的優厚的官立小學教師職位，登上飛機，奔向陌生的未來。當時我剛滿二十三歲。
空中反思
飛機是Intercontinental的包機，由香港往美國和加拿大。它載着117位出國求學的青年，每人有自己的夢和築夢決心。在六天的共同行程中，我們彼此溝通熟了，談到各人的志向，都是為了給自己裝備知識技能，將來為家為國，貢獻力量。
當年的科技仍不發達。沒有越洋電話，也沒有定期民航。我們的包機停過台北、關島、韋克島、夏威夷、三藩市、支加哥，於第六天抵達多倫多。今天，每天有四、五班航機，全程直飛，只需十六小時。
在黑夜裡，飛機孤獨地航行，不見星月，只有機翼的一點紅燈。白天卻熱鬧極了，變幻的浮雲，天際的無限，晨彩晚霞，叫人感到興奮。
機上多數人攻讀理工科，少數人讀商科，袛有我讀心理學和教育學，大家都對未來充滿好奇和信心。青年人的未來有個特點，就是寛濶而毋需計較，只有勇往直前。那一代青年不醉心金錢和權力的擁有，只為每天每年的學業奮鬥。
我比較年長和經驗豐富，朋友們都喜歡聽我的故事，因為它與時代緊密相連。我自八歲到二十三歲的五千四百多個日子，每天都被見聞、學習、探索和感情填滿，沒有虛渡過一天，時代也不容我懶散。
我告訴朋友，這次飛行中的許多靜寂時間，我會想起二十多個被無故殺掉的親友，為他們遭遇到的不公平流淚。一個社會之所以出現不公平和動亂，主因是教育落後致使人民愚昧，包括那些攬權亂用的人，和無知地擁護他們的大眾。
我毅然離開香港，寄望學得關於人的知識，將來幫助扭轉社會劣勢。我教小學的第二年，曾出版兩本專書。第一本《教學淺得》，寫蘇聯馬加連科的教育理論和美國〝十人委員會〞的社會開發理論，它們怎樣啟發人民自由發揮個人潛能，推動這兩個國家進步强大。第二本《教師與學生》，寫師生怎樣互動，促進學習。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我當時找不到教育進步的迹象，有的只是填鴨式的灌輸。而當時，有機會入學讀書的適齡兒童，小學約是26%，中學約為17%。像與我同機出國求學的青年，不到中學畢業生的百分之一，而我們這班人，多數靠自己賺錢工讀。
我又講自己在鄉間做「野孩子」的樂趣；捉魚、搗鳥、游泳、看牛和幫助耕種，自由自在。朋友中也有人在鄉村度過童年的，搶着講各人的故事，大家都深感祖國河山美麗，貧窮奪不了奮鬥和互愛。
知識動力
到了柯太華大學的「心理學與教育學研究院」，我見到院長Shevenell神甫，一位洞悉人心的哈佛大學臨床心理學古典博士。
〝你有甚麽想望？〞他問。
〝我想盡快離開學院〞我答。
〝那可以辦〞（That can be done）。他拿出一張空時間表，給我填上十三科，比一般學生修讀六科多出一倍。
我接下看了，計算每週上課共三十九小時，再加閱讀，實在吃力。我從口袋拿出帶來的五百元，交了四百元學費，心想等會要交租和買食物，就問：〝我可以做工賺錢生活嗎？〞
他眼睛發亮，顯出一種嚴厲又和藹的微笑，同學稱之為cunning smile，都怕。他靜靜地盯了我一陣，拿出一張白紙劃了一個街道地圖遞給我說：〝這裡有一家國泰中國餐館，需人企枱，你可以去試試。〞畧停一陣，他又說：〝你沒有時間做工作。但是，如果真有需要，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我於兩年後完成了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更重要的，是學識了廣博豐厚的「文藝復興型」知識。之後，我於1961年春到南洋大學任教，支援海外華文大學教育。一年後再回加拿大。在接着數年，我轉換了四個職位，包括教學和教育科研。教育研究在60年代極受重視，當時東西方冷戰，蘇聯搶先送火箭上太空，啟開人類的「太空時代」。美國即時設立「教育為國防法案」，（Education Defence Act），把教育創新和發展劃為國防的重要部份。於是，教育研究成為各大學及科研中心的首要任務，由落杉磯，大多倫多，和東京，成為教育科研的先鋒城市。我於1964-68年當大多市北約教育局研究中心的主任，領導87個研究方案，包括社區大學的創新。
1968年，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聘我為教授，服務二十二年，至1990年提早退休。
「多大」是英聯邦最大的大學，享有領導地位。它的教育學院為當年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培訓領導人才，指導社會開發。我的厚實知識給派上用場。在聯合國開創的幾個「開發十年」中，我受任為開發專家。大學對我十分寛容，要求我每年在校講課十二個星期，其餘時間為國際組織做諮詢工作。
二十世紀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數十年間，世界風起雲湧。冷戰、超霸、第三世界迫切開發要求，太空競賽，地區戰爭，中國教育的破壞和「文革」。與此同時，後現代的呈現，以及新經濟和高新科技的飛速猛進，改變了人間世事。新時代要求每一個社會，不論進步或落後，運用智慧和知識應對變的挑戰。就在這數十年，中國教育出現「白卷英雄」的謬論，青年下放及「十年浩劫」的悲慘事實。
我雖然身在加拿大，仍然深感我有責任幫助祖國的教育和開發，發揮知識份子的良知和作用。
夢回祖國
1972年夏，我舉家六人，包括三個小孩和我母親，在滂沱大雨中飛到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教育學講座教授和院長。
事非偶然，李卓敏校長在一年前即向我邀請，但我正忙於國際組織的工作，而加拿大和英聯邦許多新興國家都亟需擴大教育R&D。後來，李校長三番向「多大」校長要求，批准我三年假期到港服務，條件是我繼續國際諮詢工作。
我七月到港，立即起草一份「發展計劃」呈交給校長。他看了即時同意。但是，該計劃大程度地超出當時「大學撥款委員會」對教育的看法，所以不可能獲得撥款。
該「計劃書」說：〝大學不是獨善其身的「象牙塔」，大學教授的責任不限於教學和科研，更必須服務社會。〞然後，它預計香港的「前景全面需求，定下相配的師資和學校規劃，造生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
香港在1960開始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標榜「自由及開發中經濟體」。由2000年始，香港轉變為「高薪經濟體」。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台灣和南韓，則充當「信息科技生產的國際領導」。四個小龍都承傳儒家文化，重視教育，並以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為中心價值。
為了不斷增强這些價值，使人力資源既有知識和技術，又有自由人所必具的自持修養，香港教育必須落實母語教育，並在大學及教育學院推行通識教育，教學生認識自我，承傳文化，自主生命。
李卓敏校長想出落實這一計劃書的唯一辦法，親自把它交給麥理浩總督，請他直接批准撥款，結果成功了。
我在中文大學三年（1972-75），把教育學院發展為研究生院，開設碩士課程，把學生人數由38人增加為457人。我又破例承認台灣大學學位，為香港培訓足夠的高水平的中文科教師。
在「教育委員會」裡，我建議並領討草議「白皮書」，建議政府把現有的九年義務教育升格為十二年，為日後的高等大學發展提供質量均佳的生原。
服務改革開放
李校長給我的支持不限於教育學院的飛速發展，更有我服務社會和國家的意願，作為教授工作的一部份。他批准特假，由我帶領一群教授訪問中國，當時是破天荒的舉動，必須由他向港督取得「默許」的。
1973年4月，我們一行21人（連家屬）到中國訪問了七個城市的大學，工人大學，民族學院，和中小學幼兒園。大家感到陌生痛苦，同時又寄予希望。
大學已經停課，校園置空。中小學有學生接待我們，校內滿地吐痰。工人大學的工廠滿地垃圾，生產設備還是四十年代的東西。最叫人悲痛的，在「工人當家作主」的標語下，學員的衣衭補了不知多少遍。我們看見的各級學生都沒有笑容，只有機械式的表情。
由教育部長劉茜堯接見以後，我有機會與周培源，錢偉長，費孝通，馮友蘭，郭沫若，蘇步青，和吳貽芳分別私自交談。大家不約而同，一致確認並相信，中國必須改革開放，復興文化和教育。吳貽芳更在兩次會面時三番叮嚀，促我為中國教育多做工夫。
回到香港翌日，我向李校長報告我的觀感，說明中國的需要。我們商量擴大中大的國際關係，預期幫助祖國。我們立即行動，容納美國的盧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每年派六位學者到校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同時提供資源給匹克斯堡大學，每年接待四名中大教授到校深造。此舉首次建立香港（中國）和美國（西方）的合作關係，為日後的國際合作奠定基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界發生許多大事，我個人亦在那波濤起伏的大時代中承擔自己的責任。下面簡單記述一些重要的活動，聯同一些國際友人的共同努力。
＊ 我於1976年應邀訪問南韓，見到我們失去了的儒家精神在韓國人中體現，表現出勤奮，止於至善，禮義，以及注重教育和文藝。一個四千萬人口的國家，每年派送二萬多位大學畢業生出國深造，九成讀人文學科和藝術。
在我心中，如果中國與南韓建立正常關係，一旦改革開放，將即時獲得全部文化同源的「亞洲四小龍」的支持。在日後的數年裡，我多次向北京表示我的主張，並得到南韓多位議長和總統的和同，促成中韓建交和合作。
＊ 我於1975年秋從港回加後，隨即聯絡資深外交家朗寧（Chester Ronning），共商促成中美關係法規化的有效方法。我們去華盛頓會見美國「國會亞太事務委員會」主席沃夫（Lester Wolff），準備他於1978年去北京會見鄧小平，共同促成中美邦交。沃夫是「台灣關係法令」（Taiwan Relations Act）的起草人，用以安撫受到斷交的台灣人民。
＊ 1979年夏的一天，我從多倫多經漢城到北京，回港停留三天，新上任為「招商局」主席的袁庚邀我去蛇口。我們於清晨坐船出發，船抵岸邊，簡陋的碼頭有一條由木板架着的小路引向平靜的海灘。我們爬上南山坐在石塊上，晴日當空，袁庚悠悠地說：〝一年以後，我們坐着的山石將被移去填平海邊，而這裡將是中國第一個開放的工業特區，招外商共同合資經營。十年後，蛇口將是一個六、七萬人的現代城鎮。〞
我眺望海上的蠔田，遠方的香港，心中一陣衝動，感到自己與袁庚的夢結緣，參予改革開放的遠大工程。我向他建議：〝物質建設雖然不易，人心建設更為重要，我們必須為參加建設蛇口的青年提供教育，共同建設一個「物我共諧」的社會。〞
袁庚衷心笑出來說：〝一言為定，請你今後多來講課。〞
始初，學員們聽我講「人本開發」的道理和理想，十分詫異和恐懼。他們認定我在「放毒」。後來，經過谷牧副總理的保證，和我多方面解釋，他們才認識自己有自主本能和尊貴本質，接受一個夢一般的共同奮鬥目標，建築一個容納是非並免除鬥爭的和諧社會。後來，這夢被冠上一個「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名稱。
二十年後的1999年，《見證蛇口》出版。袁庚在《代跋》裡總結經驗說：〝一位著名學者以「人的狀況」這樣來表征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每個成員充份發展其獨立性，知道善與惡的區別，能夠自己作出選擇，有信念而不僅僅有意見，有信仰而不是有迷信或模糊不清的希望。〞他記憶猶新地說：〝對此我頗有同感〞。
＊ 後四人幫的中國百廢待興，資源缺乏。文化必須復興，教育歪風和空白需要填補，人間倫常顛倒等待扶正。最重要的，被全面打怕了的教師隊伍亟待重建。我於八十年代積極斡旋中國與外國的教育合作，扶助合作關係運作。
首先是行政管理的現代化，我建議提升教育部的地位為「教育委員會」，由一位副總理主掌，比較容易決策和調動資源，辦好教育。這建議被實行了兩屆。可惜，因為領導不力，教育建設的重大工作，又交回給舊的教育部管理。
我於是改從大學層面做工作，幫重點大學整理行政體系和數據的系統化，接軌國際慣例，向世界銀行申請貸款，同時聯繫「聯合國開發方案公署」（UNDP），協助處理貸款。申請迅速成功了。
首筆貸款的一半分配給重點大學更新設備，另一半用作教學更新，包括課程設計和教學法現代化。這工作由我所屬的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合作推行，後來又增添了「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的資助，連續維持了十年。
後現代的降臨連接着知識時代的出現。一個社會的進步或者落後，不在乎它的物質財富，而視乎人民的教育水平及精神面貎。在此格局中，教育不但服務兒童和青年，更要服務大眾和工人，包括專業人士。
＊ 1982年初冬，我陪同聯合國屬下的「教育規劃國際學院」（IIEP）的院長羅里（Sylvain Laurie）到中國考察，商討合作方案。教育部長何東昌安排我們參觀了太原和上海的工人大學，結果制定兩個建議和合作方案，由UNDP協調推行。第一，中國定期派遣專才到IIEP學習教育規劃的科學方法，開發全民的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包括制定各專業的持續培訓方案，使專業實踐與知識發展同步。第二，運用電視教學協助普化工人教育和民眾教育，並為各行業工人的進修課程設立統一規劃，以期畢業證書在全國各地獲得承認，幫助工人流動。我們預期，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工人將會大量移動。
＊ 1986年夏，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研究所邀請我演講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和應用，為平反心理學提供理據。翌年，我應華東師範大學胡寄南教授的請求，接受他的一名博士生到多倫多大學學習一年，完成學位。他是新中國的第一位心理學博士，現任教於復旦大學，桃李盈門，開花結果，為中國的人力資源應用、教學、與研究提供重要的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行業的企業飛速發展，人力資源的訓練和管理均需要知識和方法，复旦大學迎應時需，發揮領導性作用。
見證香港主權回歸
1990年，我關心香港主權回歸，決定離加回港，落葉歸根，終結三十二年的海外漂泊生涯。我向大學申請提早十一年退休，校長尊重我的決心，頒給我一個「終身榮休教授」的職稱，讓我保留利用大學資源的權利。
我同時辭退的還有「安大畧省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主席」的職位。省長在接受之時，勸我〝不要燒掉你的橋樑〞（don’t burn your bridges），維持我多年與各裔族領袖的良好關係，繼續幫助促進多元文化的社會和諧。
我出生於香港，在港前後生活過二十一年。我經歷過英國人的專橫與高傲，同時又欣賞他們的寛容和瞻前氣度，他們在治人治國中的先動（proactive）作風。
我三十多年前出國求學，相信只有知識可以救國。如今歸來，我相信自己有助主權回歸談判的順利完成，因為我熟悉香港，更認識英國的智囊思維。
英國人前瞻，早在中國受困於四人幫動亂之際，即開始籌謀獲取持續管理香港的新合約。當年的港督麥理浩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和行政精英，他以澤福全社會的政績贏得港人的愛戴，同時寄望以〝維護港人利益和意願〞的〝理據〞，威迫中國延遲收回香港。此手段後來稱為「打港人牌」。
麥理浩曾於1975年兩次邀請李卓敏校長和我茶聚，探索我們對他的政績的看法，並說明香港的繁榮發展有利中國的必然改革。我對他說：〝英國以公平和公正的哲學影嚮世界幾百年，如果拖着一條殖民主義尾巴邁向21世紀，不知怎樣向先賢智者交代？〞他答：〝你說得成理〞（you have a pont）。不過，利字當頭，1979年春，他還是去北京見鄧小平，試探延續管治香港的問題，拉開中英談判的序幕。
不同層次的談判持續了十八年，其中在大陸和香港都發生過震撼人心的歷史大事。結果，《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底簽定，確定香港主權回歸，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格局中，由港人治港。
我終於見證了香港主權回歸。1997年6月30日早晨，我以「殖民地公務員功臣」的身份參加盛會，親見英國海軍降下米字國旗，在滂沱大雨中操步離場。
當天上午陰雨連綿，時小時大。添馬艦廣場的兩邊搭起臨時座架，坐滿了約三百位嘉賓，都是對殖民地管治有功的人士。北邊是主席台，由查理斯王子盛裝主持。因為沒有預料下雨，所以嘉賓台開放無頂，人們都撐起各樣的雨傘，大大雨中讓傘上流下的水浸濕衣褲（裙），狼狽十分。
告別儀式於十時半開始，先是陸軍花式操兵，然後是歌唱，由女高音先後唱出流行歌劇「貓」的《Memory》，和莫爾的《夏天最後的玫瑰》。兩首歌都告訴大家一個信息：〝我們一同有過美好的時光，你們將會懷念舊時的光輝日子。〞
當查理斯王子起身講話的一刻，天雨驟然傾盤而下，雨聲壓低了他的聲音。他的演講十分精簡，只有八分鐘。大意是：〝大英帝國誠心與港人經營香港，把她建設為舉世觸目的現代名城，興盛有序。我們如今告別，滿懷安慰，相信港人今後將承先啟後，取得更大成就。我們將不忘大家，亦堅信大家將同樣懷念我們。〞
然後，樂隊奏起《天祐吾皇后》，叫我們目睹米字旗徐徐降下。此時，全場靜默無聲，各人懷着不同的心思和情感，有人低泣。最後，海軍操兵離場，結束了歷史的一幕。
等到午夜時分，我以「港事顧問」的身份參予歷史盛會，親見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同時升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宣誓就職。
回歸儀式大堂的背後一角坐着兩人，我和來自台灣的辜振甫，在轟天掌聲過後，我們緊握雙手互相道賀，眼睛潤濕。
〝您今後任重道遠了〞，我說。
〝嗯，您是說向台灣人民解釋一國兩制？〞他有點愕然。
〝我知道您早已做了，但今次有了具體的見證，大概有助。〞
〝一切盡力而為。台灣人民受過荷蘭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飽受屈辱。但是，我們的文化意識濃厚，教育發達，人民嚮往統一歸宗，我有信心。〞
我1990年歸港，最初幾年在嶺南學院發展「通識教育」，着重教學生認識自我和傳統文化。後來，學院升格，成為香港唯一以通識教育為本的大學。我同時主持「亞太研究中心」，開拓中、朝、俄三國合作，共同開發圖門江三角洲的經濟特區，聯同遠東大學為該方案培訓領導人才。為此，我兩度訪問朝鮮。
推廣華夏智慧
見證香港回歸至今的17年間，我深居寡出，讀書和整理中華智慧資料，為建構一個接軌國際、教育進步、弘揚文化及富强安樂的祖國努力工作。每年一兩次，我仍然去外地講學，維持國際橋樑。
在這段時間，中國各級教育發展迅速，校舍建築日逾寛大華麗，教育理論和師資培訓則沒有配合，教育專著更是缺少。這種〝進步〞並不健康。我曾於嶺南大學出版一套《通識教育叢書》，為香港學海書樓出版一套古詩評釋，並由中文大學出版《認知心理與通識教育 — 二十一世紀透視與實踐》，和《四書英譯》。
這些書本都以通俗語文和現代英文寫作，旨在適應一般教師和大學生的閱讀能力。與此同時，為了幫青少年認識自己和祖國，我又協助組織「兩岸四地關係促進會」，每年組織數百位中學生和教師巡迴訪問，共同學習。青年人容易交朋友，通過「學習營」的活動，數千名中學生經常在互聯網通信，越過兩岸。
鑒於中華文化的儒、道、釋智慧古籍不能適應今天大眾閱讀。我一方面用現代英文翻釋了約五百首古詩，包括從漢代至今的傑作，又用現代語文，把難解的古文鋪陳在今天「一個世界」的生活格局中，讓讀者看見我們的傳統智慧如何塑造了世界文化，特別是日本文化，又怎樣告訴世人生命的真諦，成就個人快樂尊貴。
為了讓這些文章能夠激動今天廣大讀者的情感、審美情趣、和自我認知，我把寫作登上博客，邀讀者回饋意見，然後編輯成書。
最近，我完成了心願，寫成《安身立命 — 活用孔子心理學》，《安心自在 — 活用老子心理學》，和《安寧自得 — 活用禪宗心理學》，由中華書店出版。現代人最渴求得到安心和幸福，居於心靈之所。我們的傳統智慧以人為本，闡釋安心和幸福之道。今天，這些智慧成為全人類共同尋知和實踐。
餘言
個人怎樣與歷史互動呢？有說緊跟歷史前進。不然，這樣做只有使歷史原地踏步。
我記起吳貽芳對我表白她的人生和寄望。她出生於清朝末年，七歲跟着表姐到鎮裡的教會新學堂念書，後來去美國密切根大學完成生物學學位，歸國後二十七歲便當上「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然而，〞她真誠地說，〝我愧對教育，歷經半個世紀的努力，這些日子青年在鬧文革，我留在家裡不願外出，不是怕被紅衛兵打駡，而是怕見他們浪費自己的青春。我懇請您為祖國教育多做工夫。〞
如今，星移月轉，那四十年前的叮囑言猶在耳。我想起劉大白的幾句詩，〝歸巢的鳥兒，盡管是倦了，還馱着斜陽回去。〞請容我借用他的意韻，試寫自己的心曲：
黃昏一歸鳥/ 儘管筋疲力倦/ 仍然馱着斜陽回家/ 他雙翅翻騰/ 把陽光散滿山河/ 染色大地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