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文字魅力
漢字多美
漢字不同歐洲文字，可惜我們的學校不教其中的差別，以及漢字的優點，許多優點。
傳說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而造字，暗示了漢字與大自然密切相關。
漢字象形，讓讀者的視覺引發一種圖畫式的心理印象，自然地使「語根」留住每個字的意蘊。清代的廬文弨在《說文解字讀序》中說：
〝聖人說字之形，四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黍可為酒，從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而布臨菲爾德（L.Bloomfield）, 在《語言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說，〝漢字的視覺符號直接表現概念。〞
還有，單音節的漢字直通古老聲源的途徑，負載祖先某種情感與意義的內涵。
這樣，漢字有意象的自足性，不僅是形、音、義合一，而且不分詞性，十分自由。這種自由使漢字成為最佳的詩歌語言，表達人的心靈深處的一切，包括生活經驗，思維的理念，幻想的幽遠。司空曙詩云：
孤燈寒照雨
深竹暗浮煙
詩中的寒字和暗字，都可以解作名詞、動詞和形容詞。而王維的《春日上方》寫：
柳色春山映
梨花夕鳥藏
十個字分為兩句，給我們展示的意象，可能很多。它一來引起我們的好奇，二來叫我們任意創造自己的意象和美景。梨花，夕陽，鳥（鳥群）三者何者為主？何者為賓？三者關係是甚麽？這樣的詩展現無限空間，而字就發揮它的無盡張力。假如有人變第二句為「梨花中藏着黃昏飛來的鳥兒」，就大煞風景了。
聞一多評論《莊子》對中華文化的貢獻說：〝……《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在文辭上。……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的極端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跡……單身匹馬給文章開拓了一塊新領地，也無不可。〞《古典新義‧莊子》
成語功力
正因為文人用文字寫意象，而漢語的字和言各有特點，所以，中華智慧的傳承多數依靠言傳，因為文字只是少數人認識的工具。這樣，「成語」便變為方便溝通「文」與「言」的媒介。《莊子》的三十三篇文章，每一篇都載有膾炙人口的成語，約二百句，如「勞而無功」、「不近人情」、「望洋興嘆」等。
在任何文化，成語是祖先的經驗和智慧凝煉而成的語文，具有簡潔、明快、生動、深刻、隽永和親切的特性。它往往用四、五個字，就能概括地表達復雜的涵義，成為言簡意賅及劃龍點睛的傳意工具，流行在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交談、通訊、或寫作。
在世界文豪中，狄更斯，雨果，尼采和蕭伯納的作品，都充滿成語和諺語。但都沒有莊子的成語多而廣面，其刻劃的意境亦深遠。試看一些比較常見的：
《逍遙遊》： 一飛衝天/ 鵬程萬里/ 鯤鵬展翅/ 凌雲之志/ 扶搖直上/ 孟浪之言/ 大而無當/
勞而無功/ 大相徑庭/不近人情/ 心智聾盲
《齊物論》： 栩栩如生/ 沉魚落雁/ 十日並出/ 朝三暮四/ 心如死灰/ 妄言妄聽/ 存而不論/
萬竅怒號/ 狙公賦芧/ 恢恑憰怪/ 槁木死灰/ 吹萬不同/ 自以為覺
《養生主》： 躊躇滿志/ 薪火相傳/ 莊周夢蝶/ 庖丁解牛/ 遊刄有餘/ 目無全牛/ 恢恢有餘/ 鯤化鵬飛/
生也有涯/ 知也無涯/ 揮灑自如/ 安時處順
《人間世》： 螳臂擋車/ 以火救火/ 執而不化/ 與古為徒/ 虛室生白/ 巧言偏辭/ 無用之用/ 終其天年/
吉祥止止/ 劃地而趨/ 膏火自煎/ 山木自寇/ 名聞不爭/ 用兵不止/ 其實不已/ 唯道集虛/
以巧鬥力/ 溢美之言/ 乘物遊心/ 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 不材之木/不終天年/足以糊口
其它二十多篇所載的成語，都被日後的作家選用，可見於列代的小說、戲劇、傳記、詩歌，尤以唐宋的文學作品多見。所以，聞一多說：〝莊子獨具慧眼，看這世情……他高情遠趣，創造一個遼濶的心靈世界。……晉魏之間的時代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 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着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至於歷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那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
我再挑選一些莊子的成語列於下面。假如讀者見過、用過其中一些，亦即受過莊子的影響了，儘管先前不一定認得出於《莊子》。
無可奈何，廢然而反，安之若命，和而不唱，相濡以沫，自適其適，莫逆之交，善始善終，泉涸之魚，藏舟於壑，
肩高於頂，適時順應，棄生殉物，身行仁義，事親以適，法天貴真，用心若鏡，蚊虻負山，遊心於淡，順物自然，功蓋天下，
遊於無有，因應變化，相得益彰，並行不悖，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伯樂治馬，鼓腹而遊，雀躍不已，獨往獨來，天下好知，
水靜猶明，虛靜恬淡，勞而無功，東施效顰，推舟於陸，不主故常，在谷滿谷，至仁無親，離世異俗，吐故納新，態經鳥申，
深根寧極，樂全得志，軒冕肆志，德無不容，道無不理，以恬養知，夜以繼日，鼓盆而歌，褚小懷大，人與憂俱生，名止於實，
條達福持，用志不分，意過之適，指以物化，與時俱化，以和為量，直木先伐，不言而信，亦步亦趨，目擊道存，失之交臂，
天高地厚，哀莫大於心死，不知所以然，奔逸絕塵，三問不答，食不知味，白駒過隙，辯不如黙，每下愈況，化腐為神，
大美不言，聖人貴人，無所不在，異名同實，物物者非物，至義不物，與世偕行，陰陽相照，精神之至，變化無常。一曲之士，
奔放不覊，芒忽恣縱，自由有在，心有天遊，大志修身，近鄰即親，助人之急，斗升之水，得免忘蹄，得魚忘荃，物極必反。
文字與夢想
美國近代學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畢生研究人類文化發展，貢獻良多。他認為：〝每一文化都跟隨自己的夢想而發展……而語言就是夢想的動力和表現。〞
在西方文化，十八世紀是一個由保守到創新的分水嶺，文人哲人輩出。那是西方人掙出由宗教襲斷思想的「唯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枷鎖而邁向自由自主的時代，即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新的思想林立，包括歸納性科學，政治自由，公眾教育，理性貿易，主權國家。「進步」（progress）概念首次出現，連同「幸福」（happiness）。理性戰敗了迷信，牛頓提出，「宇宙是一個有秩序的、理性的、及可瞭解的實體」。貝多芬創出了他的《第一交響曲》。在文藝和思想上，由歌德、伏爾泰、到傑斐遜，西方社會掀起一個又一個社會革命。不過，西方人在追求急速革新的忙碌中，經常忘記革命應該給人類引生和泰、安寧和幸福。他們在激情中恒唱具有進步標緻的《馬賽曲》的末句，長遠高歌：〝讓敵人骯髒的血，澆灌我們的田畦！〞難怪，西方一直忙着摧毁創造、掠奪自然、自我中心、殘殺同類、貪心無厭。
然而，真正的進步在語文革命，伴同着科學革命。西方國家放下拉丁語文以後，由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創出了新的「陳述性語文」（propositional language）和散文（prose），啟開一種新的敍述文體（narrative）。它讓作者描述「真實以外的真實」，創造看不見的生命及後代（unseen living and posterity）的情節。現代小說和科學報告，都是由散文表陳的產物。
愛因斯坦創造了他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以後，用了兩星期時間決定為它命名，因為他知道「時間」、「空間」、「同時性」（Simultaneity）的傳統及習慣性意義，恐怕他的命名引起無窮的誤解。後來，在他的《相對論真義》（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他向我們解釋：〝我們的概念和概念系統的命名，旨在代表複雜經驗；除此之外，名字沒有必要。〞而他的命名所代表的真意在於：「相對論的概念是，時間、物質、及長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於速度和位置。」
人類渴望自由以後，首先要知道的是人心（mind）和人情（feelings），以及人和自然（物）的相互關係。心理學最初要解釋的問題亦是語言的意義，就如愛因斯坦有了「意」（他的相對論概念）以後，怎樣及用甚麽字把它表達給大眾知曉。心理學發現，人們不能經驗「真實」（reality）的「裸體」，不論我們遇見甚麽，都是通過一種號碼系統（system of codes）而「見」的。而這些號碼有形、歷史、和執見、合起來確定我們見甚麽和怎樣見。所以有說：「我們不見事物如事物，只見事物如我們」（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而我們最常用的是語言，尤其是母語。母語不但教我們怎樣看世界和表達世界，它同時教我們習俗與傳統，我們的文化祖先怎樣看及處理世界，包括生、死、對、錯、以及「化」。
有了這些認識，我們對莊子的宇宙觀、自然觀、人生觀、藝術觀、夢想觀、以及它們怎樣幫我們面對和超越當前的種種困境，應有一定的認同和信心。他所代表的智知和文字功力。他對名和實的多番闡釋、辯說、和鞭撻，說明了他的瞻見性的智慧，至今猶新，仍可看前。
三千年前的瞻見
莊子把大與小歸為空間和境域問題，把時與化看作時間和運動的問題。他認為，時間的存在是無限的，絕對無限的。但是，時間的存在又是有限的，相對於生命而言。《齊物論》說：〝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即是說，在「未曾開始」之前存在「未曾開始的開始」，推理下去，可見時間沒有開始。
然後，他在《德充符》說明時間的替代與轉換，不能立定。莊子着重的不是物的客觀存在及主觀存在的種種關係，而是時與動的關係中，個人怎樣從經驗中獲取化脫和意義。他在《秋水》表陳他的見解：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方無常，終始無故。……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莊子說明，運動可以生變，一切東西的位置可以因為時間的流動而遷移，就是「自化」。所以，「化」是依照一定目的之積極動作。而目的是人所定的，即人掌握着時與位的變動，說明人的主導地位。
不過，「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是大自然變化中不能由人逆轉的規則。莊子把人放在「化」的主導地位，一方面勸人不要執着己願，另一方面，勸人順應大自然的「自化」，調適個人的目的和奮鬥方法。這就是中國人特有的順應自然」的適應能力的表現，寫在我們每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西方十八世紀的「大變化」，幾乎每個推動思潮變化的大宗師，都受到中華文化的這些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感染。莊子的深情調濟着他們的激情，莊子對大自然的愛，更促生了他們從相信「神的愛」轉化為「人的愛」。這些都表現得異常燦爛光輝，尤其是寫在各國的文學著作中。
西方巨人
最為人熟悉的兩位文學巨人，是法國的雨果（Victor Hugo, 1822-1885），和英國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雨果經歷了整個十九世紀，當法蘭西策動變革尋索自由，結果親歷大革命後對人民的暴行和拿破侖的獨裁。他是詩人，小說家和戲劇作者，給人類留下那大時代法國人的生活畫卷，寫盡人間的悲慘、不公、和奮鬥、寄望和失望。他有多本詩集，《光與影集》的詩有一個主題：每人都有三把鑰匙開放精神之門：文字、數目、符號，一切認識、思考與夢想全在門裡。他說：〝沒有比夢想更能有效創造未來。〞
《孤星淚》（Les Miserables）特別刻劃人際間憐憫的救贖權能，足以化仇人為友好。它對時代的最有力宣言是：〝寧願貧窮卑微，蒙羞含垢，死在絞刑架下，讓野狗啃屍，也不願卑鄙下流，欺騙及殺害同類。〞在雨果的所有作品中，都容易找到莊子智慧的影子。
狄更斯自學成材，似乎沒有直接讀過中華文化典籍，但是，他對多變時代人的狀況和進步與落後的預言，他對龐大命題的偏愛，他的哲理及人格陳述，他的美雅文字魅力，盡都與莊子相似。
我那代人在香港讀英文學校成長的，多數會記得他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故事，尤其是那詩一樣的對時代過去、現在、未來的斷言：〝這是最好的時光，又是最壞的時光。這是智慧的年代，又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代，又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又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又是失望之冬。〞不朽的寫照不但容易被翻譯成任何文字，而且所寫的真實，放在我們今天的世界，竟比十八世紀的歐洲更為清晰真實。
另一段原文的自白，意賅情切，如果出於二千多年前莊子的口，十分貼切：〝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假如譯為中文：〝我如今做的遠比我曾經做的更好更好。我如今馳向的休息遠比我曾知道的休息更為恬怡。〞文字的美固然差了許多，原文的雅意亦削了最少一半。
不過，熟讀狄更斯和莊子，我們容易察見兩人的文字魅力旗鼓相當，都能即時激動人心。試看狄更斯的兩則成語：
〝Tell Wind and Fire where to stop, but don’t tell me.〞
〝A multitude of people and yet solitude.〞
〝號令風和火止於何處，不要向我指令。〞
〝人眾聲噪之中有寂靜〞。
英中對譯的成語成趣，不是沒有，只是不多。例如「本末倒置」，「一鳥在手」，「覆水難收」（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A bird in hand;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等。這種例子說明，不同文化和文字具有相同的成語意表，卻表現在不同的文字美妙之中。
科學家重言
語言的重要和奇妙，不是由詩人或文學家自說的，亦不是語言學家的得意傑作，而是被廣泛認識的，尤其是必須說清準確不二意義的醫學家和科學家。下面舉例說明，語言在各行業專家的應用經驗上，是多麽複雜和困難。
＊病理學及精神病專家門寧札爾（K. Menninger, 1893-1990）經歷整個二十世紀的戰爭和多變年代，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創立以他自己為名的基金會和醫療所。他又致力寫作，表述時代的弊病連結人的心靈健康和失衡，影響人類健康生存。他在《心要的平衡》（The Vital Balance）這樣說：
〝診斷正在變更，因為不適和疾病（illness, disease）的概念正在改變。……我們習慣用有形的語言說：戰勝疾病，面對它，染着癌病，感受風濕，或困於高血壓。這一切反映人們認為疾病是一個東西，一個可怕的東西，可惡、陌生、侵患個體的東西……然而，我們必須學習，多學習，兩個似乎是對抗的東西，可以是和諧的。疾病有時是受侵患；換一個情況，它又千真萬確不是侵患……部份地說，疾病是環境對患病者做成的事，但是全面地說，疾病是病人自己做成的事，而且針對自己。〞
＊另一位精神病專家瓦特斯（Alan Watts）深染禪理。他對語言這樣說：
〝父母指着身前一棵樹教兒子說「樹」，不是「谷谷」。兒子受教了。我們大家同意，「樹」字歷來代表那被指的東西。我們容易疏忽，我們說「樹」的稱呼來自一個漫長的歷史經驗，纔把樹叫為樹的。兒童必須受到教育，一個字不單代表所指的東西，而且代表一個文化族群的共識，把日常經驗中的事物分門別類，指定名稱。這樣，科學習慣地確定，鰻魚是魚或是蛇。我們的語法則確定，日常經驗中哪些東西是「客物」（object），「大事」（event）, 或「行動」（action）。〞
上面這段話載於《禪之道》（The Way of Zen）。我們知道佛教主張不用語言說法。佛教衍生的禪宗主張「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卻在一大部經書以外添上1700個公案，嘮叨又嘮叨地說明佛理。問題不是用不用文字，而是怎樣用。瓦特斯在另一本書指出，西方今天社會搜集了龐大的物質財富，用來互相鬥爭和殘殺，所以精神病人每年增加。而他們需要的不是藥物治療，而是解放個人，讓每一個人都認識自己及他人，並接受語言的多層意義，不執成見。（《東方和西方的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 East and West）。）
＊依照這樣的語言分別，現代物理學泰斗、量子力學宗師尼爾‧玻爾（Neil Bohr）長期研究物與能的關係和互動結果。他去中國訪問了三個月，認識老莊的宇宙觀和時空觀，用來解釋大與小（marco, micro）可以有多種看法，創造了量化的電子軌道和「玻爾模型」。他在設計自己家族標誌時，採用了陰陽互動的八卦圖，作為背景。對於語言應用，他有這樣的名句：「一句正確的話的對面，存在一句錯誤的話；一個真理的對面，存在另一個真理。」
＊耶魯大學教授薩培（Edward Sapir, 1884-1939）畢生研究文化與語言對人格的塑造，從人類學的發展研究猶太語、漢語和德語。他曾經與《大地》作者Margaret Mead 合作而生情，亦曾到加拿大研究土人的民歌。他於1949年在柏格萊大學出版《文化，語言與人格》（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該書開頭說：
〝人類不獨生存在客觀世界，亦不只生存在俗稱的社交世界，而是深入地受動於他的社會所用的語言所衍生的世界。人們在幻覺中幻想，一個人可以適應一個用語言指派的真實，而語言不過是解決溝通和反思問題所用的偶然運用的方法。實在是，「真實世界」（real world）大程度上不過是族群在潛意識中，運用語言習慣所建立的現實。〞
＊哈佛大學教授貝克（W.S. Bech, 1923-今）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多才多藝學者。他是醫學家和生物化學家和鋼琴演奏家。因為早年欣賞莊子的處世養生智慧，所以雖然關心許多世界大事，包括擔當「原子彈傷亡白血病人救援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 in Search of Victims of Leukemia）的特派員，平日卻生活在恬怡的狀態中（a restful life）。他寫了許多名著以後決定投身教學，很受學生愛載。他被譯為八種語言的《現代科學與生命本質》（Modern 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Life）這樣闡述語言：
〝由於一切知識都必須載於語言，所以知識的重要性和它的矇矓意義，都是語言所賦予的。……奇怪的是，我們竟然不着重了解語言的現象，而它在人類世事中所擔當的角色是重要無雙的。〞
＊與杜威長期合作推動「進步教育」的教育心理學家、「個案教學法」（Project Method）創始人的基伯爾特里克（F.P. Kilpatrick, 1871-1965），是二十世紀影響美國及中國教育至深的人物。他在《交感心理學探索》（Explorations in Transactional Psychology）說：
〝即使對於科學家，文字一樣照常玩弄，因為他們忘記，當他們必須運用文字進行思想和傳意之時（時、空、態度），他們用的是抽象的東西，即科學家不能在意或無意中假設是可以被實驗的東西。只有當實驗者確知他把形容詞或副詞變換成為名詞之時，他纔可以相信有可能發現抽象與現實之間的新的有條件規限的關係。不過，這樣的現象並不存在。〞
在我讀師範的時候，基伯爾特里克的心理學說是最實際可用的，因為他除了講教學法以外，更講分科教學法和幼兒教學法。所以，他對語言的神妙性特別敏感，亦特別深入闡釋。後來，他研究交感心理學，由理入情，影響更為深遠，桃李滿天下。
＊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 1911-2007）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天才。他出生於俄羅斯的烏克蘭，早年是維也納的一位鋼琴演奏家和樂團指揮。納粹黨興權以後，他逃往美國，在支加哥大學讀完數學博士，然後移民到加拿大，是我在多倫多大學的長期同事和合作者，推動世界和平事業。
他在數學領域創造了「對策論」（Games Theory）和「通用系統論」（General Systems Theory）。二次大戰期間，他參加美軍飛行隊到印度服役，曾協助「飛虎隊」運送物資支援中國內地。他離美赴加是為了反對越南戰爭。
這樣的一位「多面」學者和他的廣面經歷，以及他對人類和平的渴望，使他成為談論語言和教育的最有力學者。他於五十年代曾與語義學（semantics）學者Hayakawa合作研究，對語言的隱喻和抽象作用發表多篇論文。這裡譯述他在《肯定與懷疑：人生哲學》（Certainty and Doubts: A Philosophy of Life）的主張：
〝不像東方人那樣想像世界是完整的一體，我們西方人意想世界是許多簡單東西結集而成的，各有特質，互相運動。……人類用語言分別、定名、定位、組織、選擇、序列、和幻想「可見」和「不見」的東西，不是為了處理事物，而是為了運作（operation）……當我們用隱喻又同時說明它所代表的物或意的時候，我們實在誤用語言了，因為隱喻的物或意，是留待聽者自由填上的，寓言亦一樣。……我們必須教兒童認知，字是有用的，但同時亦可以致命。一切善的、美的、高尚的、孕育的、安撫的意蘊都由字句表達；同樣，一切破壞的、傷害的、貶壓的行動，亦由字句所發動。……語言不容許說清一事一意的全部「了解」（understanding），所以教師必須慢說慢講教兒童耐心聽完一次講述，或一個故事，然後建立他的了解。〞
結語
文字的美和意義的美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字的選擇和句的組織，生成一種叫人看了拍案叫絕的感受，後者就十分空曠致遠了，給人一個價值無限的空間，使人闖入其中自由呼吸及手舞足蹈，快樂無窮。
文字的美容易看見，因為它是一種韻律，看着好像聽到美妙之音。如果用書法寫出，就更是圖、文、音融而為一，給人一種多層的享受。我看過書家豐坊寫的《逍遙遊》，那筆端的靈活，那絕俗超脫的意蘊充溢紙上，表現出他能夠將文意和筆意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一種自然俊美、恬淡平和的意境。
文意的美就由聞一多說了。他說：〝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你說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艷多於情感的溫馨，他的姿態也是瘦硬多於柔膩，那只算是思想的美，不是情緒的美。不錯。不過，你能為我指出思想與情緒的分界究竟在哪裡嗎？……《莊子》會使你陶醉，正因為那裡邊充滿了和煦的、鬱蒸的、焚灼的各種溫度的情。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莊子》的文學，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驟然體驗不到。〞
我加一句，不是因為他神理大高。看「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甚至「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些句子，那裡會「高」？我認為，只要細讀，咀嚼，就一定可以看見清溪中的石卵和泉湧，更欣賞岸邊的輕風與蝴蝶，美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