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社會的構思和建築
大學經歷
1967年夏，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CEUT）的副院長巴雷特（H.Barrett）約我會見，表示學院決定請我擔任教授，主持教育研究。學院原有的研究所很有名聲，為英聯邦各新獨立國家培訓了不少領導人才，卻在當時退出學院，其主任傑克遜博士（R.Jackson）受安大畧省省長委托，創立「安省教育研究學院」（OISE），擔任創院院長。
我當時在新興的約克教育局領導53個研究項目，責任很重，沒有考慮其它事業，對此突如其來的邀請，不能即時反應。他約我翌日去學院會見院長，認真考慮。
達森（D.Dadson）院長老成持重，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公務行政人員，用幾句說話便幫我決定接受他的邀請。他說：〝我敢冒昧對你說，多倫多大學的天空比你現時的寬濶得多，況且，你將是我們教育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位不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教授，可以說打破傳統。我們調查過你的背境和工作成績，很不容易決定請一位年輕人當教授，而且保證給你現時享有的相同高薪。我們傳統不考慮給五十歲以下的學者當教授的，你將打破又一個傳統。你如果有甚麽問題，可以坦誠提出，大家一起商量。〞
我當時想不到任何問題，就即時答應了。那天，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想到，多倫多大學的平台，日後讓我參予建築國家以及國際上的和諧合作，提升人間福祉。
我到多大履新三個星期以後的一天，又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九月初秋的天氣，艷陽普照，把瑪西學院（Massey College）中庭的一池淺水照得紅綠雙輝，幾條水草在微風中悠悠搖擺，給寧靜添上幾分幽雅的動力氣氛，叫人覺得舒服。
約我同來的羅伯茨（J.Roberts）教授帶我走上二樓的小會議室坐下，迎面進來四位陌生人，走在前頭的竟是杜魯多總理（Pierre Trudeau），他的一雙特亮的淺藍色眼睛，發放着智慧和友善的光芒。
〝聽說我們有相同的經驗，〞他握手後說，〝我在 Jean-de Brebeuf 所受的八年教育也是耶穌會的。〞
這樣一句話即時把我們拉近了，打破一個平民與一國之首之間的籓離。
在那以後的十四年間，我有機會參與那小房間內數十次的「瑪西集會」（Massey Assembly），有五次由杜魯多自己主持。那些聚會談天說地，海濶天空，沒有限制，主要在分享予會者對加拿大和世界的看法和見解，以及探討建設一個和平世界和公正社會的思想路向及可行方法。這種聚會讓每一個人都學識良多，對我尤其如是。
我很記得杜魯多的一句說話，讓我認識他的宏大胸懷和志向。他說：〝戰爭不是最大的罪惡，和平亦非終極的善；人類最重要的是公正（justice）。人類組織社區，公正理念管限人們內心和行為，叫皇子必須服從法律，叫强權無法抬頭，讓弱勢者享受人的尊嚴。〞
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是人類史上最翻騰的年代；科技、經濟、政治、戰爭和核武，意識形態的張揚，人的基本關係，都急劇變動和矛盾對抗，衍生出驚天動地的新生事物和情況，把人類迫近「自滅」的「進步」邊緣。
理想形成與奮鬥
對於當時的青年來說，成長由每一個人自己把握，分被動的和主動的，各人面對着不同的命運。雖然杜魯多與我都受過天主教教育的啟發，而且，用他的話說，〝並不對它的由上而下的嚴厲規限放棄探索〞。但是，我的生長歷程大部份在反抗戰爭和動亂中實行主動。而他卻是自由自在地主動的，享受到家庭和社會的優厚支持，免除風險，很少困難。
簡述杜魯多的教育過程，有助我們了解他的理想和勇果，他的執着和實現主義行為。他的中學和大學教育都是精英式的。1940年以後，他歷經滿地可大學，倫敦大
學，巴黎大學和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教育，專修法律學和經濟學。然後，同樣重要，他於1948-49年的一年之中，環遊了全球大小國家，包括中國，用了八百加元。這些步行和機動腳踏車的個人遊歷，讓他體會到許多落後國家人民的困苦和無奈，成為他日後塑造公正社會（Just Society）理想的根基。他又發動地球「南北球國家」互識互助政策的運作；排除西方國家敵對而破格提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法裔加拿大人要求魁北省獨立成為宗主國家；以及夢想實現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青年杜魯多見識世界以後，於1949年底回到魁北省（Quebec），不久在滿地可大學教勞工法和公民自由法。他開始感到不滿，更反對他本族人要求魁北省獨立，法國總統戴高樂銳意用法裔加拿大人幫助他建構一個「法國新帝國」的野心行動。他與朋友們共創《自由城》（Cité Libre）學報，推動建設一個統一的「雙語加拿大」，同時喚醒國人，加拿大是一個「雙語的多元文化國家」（A Nation of two official languages but many cultures）。
他於1960年參加魁北省的自由黨，1966年當皮爾遜總理的國會秘書長，卻反對政府加盟英美國家加步發展核子武器，公開發表他的見解。1968年四月，他當選為加拿大自由黨的黨魁，隨即以「杜魯多旋風」之勢，參選勝利，於當年五月登基，成為加拿大第十五屆總理，一位風華正茂的四十九歲壯年。
〝甚麽是公正社會呢？〞我們的瑪西集會每次集會都共同尋找答案。然而，這不是一個學術課題，社會的進展亦不容許我們用文件或哲理作出解答。杜魯多政府開始第一年，魁北省便出現了民眾上街示威要求獨立的「十月危機」（October Crisis）。他立即啟動「戰時手段法令」（War Measures Act）鎮壓群眾，嚴重地打擊了獨立分子。他隨即舉辦全民公投，取得勝利，依法禁止分裂國家的任何行動。
表面看，那是一種「極權」的行動。但是，杜魯多明白，世界發展趨向「一個世界」的格局，不容狹義民族主義或優越文化主義的挑戰。公正社會是一個自由社會，而自由是屬於所有人的，不容少數人用極端的自由意識去侵犯全民的利益。他有時這樣解釋：〝公正社會不是民主社會，不是少數服從多數，更非高聲分子壓倒沉默群眾，而是精英群體努力維護弱小群體利益的社會。〞
在他心中，戴高樂式的「法國文化帝國」是一個必敗的惡夢，而魁北省人生活在龐大北美洲的英語社會裡，如果堅持「語文主義」（lingualism），前途必然挫失多過幸福。他邀我們建議如何推行這樣的信念，即「加拿大全民的平等公民權利」（equal civil rights for all Canadians）。
在行動上，他立即進行確定「何為加拿大」（What is Canada）的問題。〝她究竟是一個區域高度獨立的雙語國家，抑或是一個實行兩種合法語文的統一國家，容許眾多少數族裔在任何地方建造幸福生活的多元文化國家？〞這是一個身分、自由、平等、和憲法問題，從1968到1982持續在激烈爭辯中進行確定立法。
政府於1971年召開「維多利亞大會」，召集七省省長共同討論國家前途。回顧歷史，在橫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龐大國土上，加拿大在白人移入統治以前，土著居民有愛斯基摩人和印地安人，白人統治後分為英語族裔和法語族裔兩個「國族」（Nations），其中土著和許多「少數移民」（Minority）都沒有法定權利，只有工作和服務機會。
在政治上，加拿大成為大英帝國的屬國，甚至憲法亦存放在英國倫敦。然而，二十世紀中期的現實說明，世界和地方歷史都步入一個轉折點（turning point），其中國家獨立自主不是一種要求，而是必然的現實。
不過，像加拿大這樣一個存在「地方資源財富龐大差距」的大國，富有的省分如何承認國家統一，由是必須均分全國的各種財富及權利，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協商而獲得公正結果的難題。
問題還涉及上議院（Senate）席位怎樣分配，以及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權力怎樣公正行使。這些都切入每一個公民的自由生存和運作。尤其是當魁北省相信她是加拿大一半的當然擁有者，而多數西部省份則覺得被邊緣化，聯邦政府偏袒安大畧省的英語裔族勢力。
從法律着手，首要任務是把一個並不公正的《國家憲法》從英國請回加拿大首都，同時設下各種公正的「修正條款」（amendments），由各省及聯邦政府共同決定。這些條款是多方面的，而且跟隨時間和社會變化而不斷出現。
許多人不知道加拿大有這麽一個荒唐的史實，就是要等到1971年開始，政府纔正式承認（officially recoginze），在法裔，英裔及土著人士以外，還存在其它「裔族組群」（ethnic groups）。
長期以來，一切都以B and B 為實，即雙語、雙文化、雙傳統等等。從此以後，政府立法確認，〝每一個加拿大人有權按照他（她）所選擇的文化生活，進行自我完成，每一個族群（約115個）有權維護自己的文化及語文傳統，同時尊敬他人的權利，並運用任何法定語文生活和工作。〞
1971年10月8日，杜魯多總理在國會解釋他的新政策：〝在雙語架構中推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保證加拿大人的文化自由。它有助破除歧視心態和文化妒忌。國家統一必須建基於每一個公民對個人身份的新信心。只有這樣的信心可以孕育對他人的尊敬，以及願意與他人分享理念、態度和設定（assumptions）。一個積極有力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將有助創造這種個人身份信心。它足以成為一個公正社會的建設地基，公平對待每一個成員。〞
結果，這一多元文化政策獲得國會一致通過，成為加拿大的特徵。它表徵着加拿大與美國的基本不同。後者標榜「熔爐」特點，把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强迫「煮」成一個既定模樣，鞏固國家統一。加拿大則高舉一個原則，確認一個自由公正的社會必須接納多元主義（pluralism），而且容許每一個公民選擇自己的生活模式，習俗和文化，不必改變身份。
聯邦政府於1972年加設一個附屬於國務院內的「多元文化主義」部門，推動創立了一個「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諮詣委員會」，積極在全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十年以後，它被改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議會」（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Council），擁有更為廣濶的權力和目的。我曾受委任為該議會的成員，並於1986年受委任為「安大畧省多元文化及公民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直至我決定於1990年退任，連同多倫多大學的教授職位。
我十分感謝杜魯多先生的領導，讓我在十多年間有機會學習公正理念的多層面貎，以及它的落實困難。我從實踐中學習，主持了44次省級或全國性質的「統一會議」（Unity Conference）。針對文化、語文、生命目的及人際關係，每次會議都探究自由的意義、運用和功能，以及加拿大的獨立本質。
1982年，《權利與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被通過成為法律。它的第二十七章說明：〝本憲章的釋義將以加拿大人承傳和發揚多元文化傳統為準則。〞如是，加拿大落實一個多元社會的最大自由，成為全世界最容忍人性多樣表現的國家，獨一無二。
《憲章》用英文眾數字表達權利和自由，說明兩者都含有眾多的人的需求和表現，不是那些自由口號的空泛意思。眾多有多大呢？難以估計。例如，子女與父母各有自由，是否一定子女的自由必然牽涉父親自由的某種犧牲呢？亦不能一言以蓋之。由倫常到陌生人之間的關係，由個人到群體，權利和自由都十分不易理清。
自由的兩面
我曾三番提出儒家智慧的仁義理念，頗受大家接受。簡單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面，體現知己心同情心，關懷心和愛心。〝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是第二面，體現對他人的尊敬，關愛和奉獻。第一面不難做到，需要放下自私和執着。第二面不易做到，需要高度自信及肯定他人，凡事以人為先。
杜魯多的一個功績是「人本管治」，從許多方面推行以人為本政策。
1984年，政府新設一個「青年部長」（Minister of State for Youth）職位。1980年，政府設立「老人化諮詢委員會」，引生為1981年新設的「老人辦公室」（Senior Bureau）。同時，政府在眾議會設立「殘弱與受障委員會」。像這些「內政」還有不少，為了禁止歧視，為了加强平等待遇。
杜魯多以人本精神伸展向國際關係。首先努力減低美國的影響，增强加拿大的經濟及外援獨立決策。第二是反對强權霸道，減低核子武備，以及把部份國防支出轉為幫助外國發展。第三是促進國際對話和合作。
加拿大自由黨有一個傳統信念：一個國家的偉大在於經濟進步多過軍事强權。杜魯多在政的十六年間大力拓展經濟，同時動用逐年遞增的盈餘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開發。由1969年到1984，加拿大的外援支出增加了幾達十倍，由2.7億加至20億元。
外援，尤其是不附帶條件的，是最積極的國力表現。在運作上，政府於1968年創立專門協助第三世界國家改善教育和兒童福利的CIDA，連同外交部和國防部成為三腳一鼎的外交政策。通過這些部門的努力，加拿大塑造充滿積極意義的國際事務，如1972年的斯托科爾姆環保會議，1974年聯合國海洋法會議，1976年的國際經濟發展議會，及1981年的南北半球關係會議等。
加拿大是一個經濟小國，她的外援不能以數量見稱，着重的是質量和創新方法。
從1969年到1985年，加拿大每年用平均佔其國民生產總值（GNP）的0.5%援助貧窮國家，銀碼在20億元上下。但是，由CIDA發放的援助從來不附帶條件，不像美國那樣用援助交換各種資源或商業回報。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
其它特點更為重要。1970年新成立的「國際開發研究中心」（IDRC），成為舉世共仰的外援組織。它由一個國際董事會管理，可以獨立決策，向需要的國家提供科學或技術援助，把加拿大擁有的各方面的科技知識無條件地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專家，協助研究活動。
施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1980年始，加拿大用三分之一的外援資源援助全球最貧窮的國家。1977年，加拿大廢棄了她全部外援貸款，免除償還。1980年，全部CIDA的援助變為「賞賜」（grants）。結果，這些對第三世界的看顧，使加拿大在國際政治上成為有力的發言者，其威信超越美國。在冷戰期間，加拿大幫助解決了多項國際紛爭，包括終止越戰和限制核武條約的議定。
本文無法列明杜魯多總理致力及完成的許多基於「公正」的國內和國際事業。我只希望指明，一個抱着宏大理想從政的領導者，他需要許多精英人士不斷提供多元智慧和方法。瑪西集會是杜魯多在多倫多的智慧泉源。
然而，單是智慧和方法不足在複雜變動的環境中落實理想，還需要勇氣和有力的團隊。1984年2月9日，杜魯多在國會最後一次演講他的「和平開創努力」（peace initiative）。他的說話雖然公開稱讚他的團隊，實在可以總結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說：〝讓人們認識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我們面對世界的重重危機；我們行動；我們冒着風險；我們忠於朋友又對敵人開放心態；我們鞏固了我們的理想；我們歷盡所能鏟除了戰爭的陰影。〞
在瑪西集會中，我清楚記得杜魯多對公正社會的解釋。他說：〝我堅信一個公正社會最重要的價值是自由，而自由的行使則是它的首要特徵。假如自由給剶削了，一個民族不可能追求他的獨特命運，即適合該民族的集體生存意志的命運……〞
〝我們追求的公正社會不講求那種把大家拉平成為「同樣中等」的平等，而是「機會均等」……即是社會提供給每個人他應有的完成自我的機會，不論他的出身、能力、或健康狀況……〞
〝加拿大似乎是一個實現最大平均機會的國家。她立國只有一百年，資源豐富，有兩種法定語言、多元的族裔及宗教傳統和聯邦政府結構。同時，她的政黨並不固執一定不變的政治信義，而堅信政府必須與私有團體（private sector）結為合作伙伴（partnership），而政府立法設定行動，限制社會强大勢力欺侮弱勢社群，並防止落後群體（disadvantaged）受到歧視或不公平待遇。〞
尾聲
公正社會的建築是持續性的，不有完成期待，因為一切都倚靠「自由人」的努力。
我在那十多年間，有三年去了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一年去了劍橋大學服務，其它不少時間到非洲和拉丁美洲進行諮詢和培訓工作。但是，留在加拿大的時候，我有機會運用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幫助，與朋友合作服務社區和新移民。例如，與劉輝醫生及Dave Kwan五人創辦孟嘗敬老會，與江紹經等人創辦多倫多華人社區服務協會，與華人領導群出版華人歷史及建立華人鐵路工人紀念碑，與多倫多天主教主教聯名促請政府收容越南難民，與十一個裔族團體合作速成傳媒組織的多元化及抵抗美國傳媒勢力霸侵等。
我又有機會運用CIDA和IDRC的外援方案，幫助中國在起步改革開放時刻改善教育和經濟建設，建立基礎，可惜不能完善理想。
最重要的是我對「自由人」的體驗，不分黨派。我在多倫多和柯太華認識不少關愛公正社會建設的精英，包括三個政黨的領導人。我沒有接受邀請參加任何政黨成為黨員，可以自由地與大家結交為摯友。他們是怎樣的人呢？值得一說。
保守黨的一個「世家」是麥克默特里（McMurty）兄弟，二位英皇御用律師一名教授，均十分平和。我曾長期幫助大哥羅伊（Roy）立法爭取印第安人權利，成為好友。他後來出任「倫敦加拿大館」主任，國家司法部長，退休後擔任約克大學校長（Chancellor）。1986年，我邀他訪問蛇口工業區和我的家鄉寶安觀瀾，因為他從來未到過亞洲。
在香港住在麗晶酒店一間臨海的房間。翌晨我與他一同早餐，問他是否睡得好。他說整夜不眠，因為從九龍望見香港燈火煇煌，景色迷人。他喜歡繪油畫，每次旅遊必然帶備簡單的畫箱。早餐後他邀我到房間看他連夜完成的傑作，小小一幅布面油畫，的確把太平山下的夜景表露無遺。
我們第二天借用朋友的小遊艇到海上遊玩。駛入虎門海外，我告訴他當年林則徐曾經勇戰英國海軍，引生香港的割讓。那天很熱，他聽了很有感慨，然後請船長駛近海邊，突然當眾脫清衣衭，跳下海水浴泳。他後來說：〝我剛才所做，為的是要加深經驗，身心一同接受這兒海水的洗禮。〞他的確懂得自由做人。
本文說了不少關於杜魯多先生的事。他生活和任事都充份表示他自由的信心。1984年2月29日，他於第二次當選為總理不久之後，向國會提出辭職，叫全國感到突然。
他後來向我們透露，2月28日晚上，他獨自到雪地散步，遠望零落的天星，忽然聽到兒時母親輕誦的詩句：〝人生如光年之遙，閃耀於瞬息〞（Life is long as light-year, it glitters in a flash），就決定把如日中天的重大事業，留給他人承繼了。
可以說，這是自由的真正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