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印的一人二三事 江紹倫
在時間長河裡，社會為個人提供做人條件，助他成長，進而取得「自我完成」。同時，眾人的成長與奮鬥，又合起來構成歷史真實。這種真實不載於史書，卻是歷史建造的圖樣與結果。
成長
1942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在一星期的驚惶不安中，開悟一個八歲的小童，叫他認識兩件大事：行動可以改變現實，祖國是遊子的穩實靠山。
頭三天，香港遭受搶掠和轟炸。搶掠者是國人，轟炸者是日本鬼子。第五天，我看見日軍當眾殺人。第六天，我表舅父從惠陽冒險前來帶我步行回鄉，沿途親見逃難的悲慘。第八天，我回到鎮隆墟我姑婆的懷裡，遠離了母親和哥哥。
大時代的經歷充實人的經驗。在隨後的幾年中，我用赤腳捱過夏日被灑沸了的禾田水土，冬天冰涼結霜的草坪。我愛上故鄉的一草一樹，每一寸土地，純樸而自强不息的親人。
1947年初，家鄉陷入無政府狀態，誰人有槍即可任意殺人，為了私人目的。那年農曆除夕前一天，我第二次告別母親，獨自步行到天堂圍站，迎着未停定的廣九列車，奮力爬入車廂，回到香港，開始新的人生里程。
香港的家大而複雜，我父親於和平後十天逝世以後，這裡的家便由我的三哥主掌。我排行第八，是兄弟中最小的。這裡的家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學費，沒有其他，卻有無人理會的自由。
我進入位於荔枝角道的「培新英文書院」從ABC讀起，家裡的一位侄兒和侄女已經讀了三年英文，都在名校。
培新的黎校長很有辦學智慧，讓學生每半年升級，而且可以隨時申請「跳班」。學生都像我一樣，超齡又有人生經驗，可以自主。師資一流，有大學畢業的中國老師，有英軍的妻子，熱誠教學。受着他（她）們的影響，我日後選擇以教育為終生事業。
那是一個濃縮變化的大時代，每天的國事都衝擊人心，老師和學生都不能專注書本學習。
我在培新讀了兩個學期，升了一級，再跳了一級。在中國，解放軍渡過長江以後，南行勢如破竹，每天告捷。我的一位英文老師，黎鑫先生，每天下課後都跟我們一同讀報。當他看到星島日報用頭條報導〝解放軍解放全國〞的新聞後，歡喜若狂，反覆告訴我們；〝是解放人民！〞，〝是解放軍〞，〝英文叫做liberation〞，〝中國真正自由了〞。
黎鑫當時是三十二歲。他早年中山大學英文系畢業，即投入抗戰，在填緬路當美軍翻譯員。和平後中國陷入內戰，社會動盪，他來到香港當教員。他文學修養好，更彈得一手美妙的手提琴，很得學生仰慕。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兩個月後，黎老師北上廣州〝參加建國工作〞。行前，他把多餘的行李寄放在我家，一套精裝的《世界文庫》，一個小提琴，數十本中英文書。他對我說：〝祖國需要你，需要大家。但你還年輕，要先讀好書，將來有機會去外國裝備自己，再回來為人民服務〞。我當時十五歲。
黎鑫和另一位教中文的李希盈老師同時走了，好像在我心中挖了一個深洞，無以填補。三星期後，我收到他的來信，附有兩張照片，一是解放軍正式入城，街上人群夾道歡呼，另一是珠江橋被國民黨炸癈。他興奮地說：〝看，祖國得救了，今後將積極建設，一切為了人民。〞
那年春節一閃即逝，我於空寂中埋頭讀書，一口氣看完全套世界文庫和十多本流行書，包括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高爾基的《我的大學》等。
二月十九日，我接到來自廣州的第二封信，一張薄薄的皺紙。晴天霹靂，信說：〝黎鑫死了，被判為托派。他希望你忘記他，好好珍重。我是他的妹妹。〞
我悲痛，憤怒，又不明。我對托洛斯基知道不多，但我知道他是蘇聯紅軍的創始人，又寫過革命理論。他反對史太林被放逐，成為權力鬥爭的「敗家」。那麽，黎鑫的「托派」又罪在何方呢？
我一個星期沒有上課，上培新再沒有意思。三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九龍華仁書院求見校長，申請入學。林海瀾校長見我，順手拿了一本《魯賓遜飄流記》，揭開第二十七頁，命我讀給他聽，其間，他糾正了幾個讀音（是他的新加坡音），我照着改正了。他帶我上課室介紹給班主任說：〝這是新入學的江紹倫。〞兩年半以後，我中五畢業，是窩打老道新校舍的首屆畢業生。
也不是平靜的兩年，新中國的建立振奮人心，香港的中學青年同樣雀躍，迫不及待要參加建設。1950-54年間，國內大學開放，香港各「名校」的學生紛紛組織「學習小組」，嚮應回國升學。這些青年都是精英，成績好，家庭富有，志氣激昂，不計較個人得失，一意服務祖國。
學習小組是自發自動的，不拘一格。我參加的一個有十一人，八男三女，來自皇仁、英皇、喇沙，拔萃、華仁，瑪琍諾和聖瑪琍。我們每週一次集會，有時多加一兩次。集會在李勝和的家，在界限街一棟三層的唐樓，他一人和兩個傭人獨住，雪櫃裡經常放滿食物和飲品。他是男拔萃的高才生，人很成熟，父親是泰國華僑。
我們主要學習時事，用中文補習數學和理科，以及分享閱讀進步小說的心得。每次半天時間的活動還包括打球，鍛練身體。在兩年內，小組成員增添了六人，全組人回國內升學的九人，入讀清華、北大和華中理工大學。其餘有六人出國升學，二人留港，包括我和組長李勝和。
1953年中學畢業後，我進入羅富國師範學院。兩年後任教官立小學。再過三年，去加拿大讀心理學。行前，一位在我家長大的堂哥替我計算，給我一個「大笨蛋」的譽稱。人各有志。不過，他不無道理，而且站在我的利益說話。
按他計算，我當時捧着「金飯碗」，月薪 $540，一年 $6480 收入。當時深水埗的唐樓每層約為 $4500 ，我第一年置樓一層，第三年會有四層，十年後即有十五、六層，還不計升職加薪及買賣炒作。而我竟然放棄安樂富貴，遠涉重洋去那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從零做起，十年後只能是一名華髮書生。
奮鬥
1958年仲夏，我踏上停在啟德機場鐵絲欄外的Intercontinental包機，奔向陌生的未來。
該機所載的117位乘客，全是去美國和加拿大求學的青年。在六天的共同行程中，我們彼此溝通熟了，談到各人的志向和情況，都是為了給自己裝備知識技能，將來為家為國，貢獻力量。117人中，只有約二十人家庭富有，其餘全賴自己工作，勤工儉學。
飛機孤獨航行，在黑夜裡不見星月，只有機翼的一點紅燈。白天則熱鬧了，變幻千萬的浮雲，天際的無限，晨彩晚霞，叫人感到平靜而渺小。
在靜寂中，我回顧自己二十四年的生命，我嘗過戰爭造成的悲歡離合，經歷過南方農村特有的豐盛與艱辛，純樸民眾的奮鬥與滿足。我看過死的自然、冤屈、怨恨、悲痛及不平。我為多少大自然的美麗與神奇感到詫異，為人們的才智與勇敢佩服得五體投地，為一些人的貪心與卑鄙而寒心，為戰爭的邪惡而憤怒。
在太平洋寥廊的萬尺高空中，機上的人多數熟睡了，我不知為何悲從中來，淚流不釋。我腦際飄過一張張冤死了的人的臉孔，一共二十三張，老幼不等，都是好人。最後一張是黎鑫。他拉小提琴為我彈奏一首貝多芬的Romanza，使我聽着心碎。還有我小學五年級的同桌同學，十二歲的少年，被壞人誣告他當游擊隊的「小鬼」，國民黨軍把他連同做鞋匠的父親一同槍決了。
在九龍華仁學校的當年，耶穌教會的神父讓我看見，甚至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香港，學校容納了兩位持有敵對思想意態的中文老師，一位姓李的前國民黨「將軍」另一位姓馬的前中山大學「學運」先鋒。
我知道有很多因素驅使我毅然放下安適的生活，去追求一種我知道極少的學問。在我教學的第二年，我出版過兩本書，都用「汎野」的筆名，因為政府不喜歡見到教師創作，尤其是提到俄國的傳統和現代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在我的研究中，我奇怪為何蘇聯以前的教育學和文學都十分深究「人心」，而現代則只有一個論「制約反應」的巴甫洛夫心理學？當韓戰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決定把心理學定為「白旗」全面拔掉，我更覺得蹊踐重重，奇怪為何「心」有如是可怕。
那一夜，坐在那孤單飄曳的飛機中，我驟然感到心中一片澄澈；我此去的陌生世界裡，一定讓我尋着「心」的鑰匙，開啟一個廣濶的天地。
到了柯太華的「心理學與教育學研究院」，我於晨早六時半見到院長Shevenell神父，一位洞悉人心的哈佛大學臨床心理學古典博士（Diplomat in Clinical Psychology）。
〝你有甚麽想望？〞他問，用他特有的慈祥又嚴厲的眼光盯着我。
〝我想盡快離開學院〞，我答。
〝那可以辦〞（That can be done）。他拿出一張空時間表，給我填上十三科，比一般學生修讀的多出一位。
〝不是說每年讀六科嗎？〞我謙虛地問。
〝你自己說要盡快離開，不是嗎？〞他答。
我接下時間表，計算每週上課三十九小時，再加每小時課閱讀兩小時，實在吃力。我又即時計算，每年六科是四百元學費，十三科亦是同價，不十分上算嗎？
我即時從口袋拿出我僅有的五百元，交了四百元學費，立即意想到要交租和買食物，就問：〝我需要工作，可以找到嗎？〞
他眼睛發亮，又是用那種眼光盯着我良久，然後拿出一張紙劃了一個街道地圖遞給我說：〝這裡有一家國泰中餐館，需人做企枱，你可以去試試。〞
我謝過他轉身離開。他叫住我說：〝你沒有時間做工的。但是，如果真有需要，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以後兩年的日子像狂風暴雨一般過去。又十分快樂。我超前完成博士學位，而且學識了「文藝復興型」的廣博知識。
1961年春天我到南洋大學教學，次年回加，任皇后大學教職，一年後，任職布蘭敦大學，於1964年任大多倫多約克市教育局的「研究部主任」。
那是冷戰時代美蘇兩「超霸國」競爭最烈的年代。甘乃廸總統上任後，制定「教育國防法令」，把教育發展創新等同國防設備。在即時掀起的教研熱潮中，最前衛的研究中心是洛杉磯，大多倫多，和東京。
在接着的五年，這三個研究中心開發了許多創新，為教學過程，學校組織和管理，教育心理和心理輔導，電腦協助學習，特殊教學，社區大學，終身學習，專業培訓，學校建築，及教學科技各方面，建設了劃時代的理論和實踐方法。
透視世界由「現代」過渡到「後現代」，這些創新迎應了60-70年代紛紛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需求，恰好為聯合國推動的兩個「開發十年」（Development Decades）服務。1968年，我受邀當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主任教授，並兼任國際組織的「專家」和「顧問」。
在香港，殖民地政府終於創建第二間大學，定名「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是經濟學專家，識時審世，認識到教育專業在後現代世界的開拓性功能，大學必須發展具有領導能力的教育學院。
為此，他於1972年發出聘書，邀請我回港幫忙。我當時職務纒身，婉謝了他的邀請。他十分果斷，立即向多倫多大學提出「合作」，請校長同意「借用」我三年，請我出任教育學院院長兼講座教授。
我七月到港，立即起草一份「發展計劃」呈交給校長。他看了即時同意。但是，該計劃大程度地超出當時「大學撥款委員會」對教育的看法，所以不可能獲得撥款。
該「計劃書」說：〝大學不是獨善其身的「象牙塔」，大學教授的責任不限於教學和科研，更必須服務社會。〞然後，它預計香港的「前景全面需求，定下相配的師資和學校規劃，造生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
香港在1960開始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標榜「自由及開發中經濟體」。由2000年始，香港轉變為「高薪經濟體」。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台灣和南韓，則充當「信息科技生產的國際領導」。四個小龍都承傳儒家文化，重視教育，並以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為中心價值。
為了不斷增强這些價值，使人力資源既有知識和技術，又有自由人所必具的自持修養，香港教育必須落實母語教育，並在大學及教育學院推行通識教育，教學生認識自我，承傳文化，自主生命。
李卓敏校長想出落實這一計劃書的唯一辦法，親自把它交給麥理浩總督，請他直接批准撥款，結果成功了。
我在中文大學三年（1972-75），把教育學院發展為研究生院，開設碩士課程，把學生人數由38人增加為457人。我又破例承認台灣大學學位，為香港培訓足夠的高水平的中文科教師。
在「教育委員會」裡，我建議並領討草議「白皮書」，建議政府把現有的九年義務教育升格為十二年，為日後的高等大學發展提供質量均佳的生原。
服務改革開放
李校長給我的支持不限於教育學院的飛速發展，更有我服務社會和國家的意願，作為教授工作的一部份。他批准特假，由我帶領一群教授訪問中國，一個當時的破天荒的舉動，必須由他向港督取得「默許」的。
1973年4月，我們一行21人（連家屬）到中國訪問了七個城市的大學，工人大學，民族學院，和中小學幼兒園。大家感到陌生痛苦，同時又寄予希望。
大學已經停課，校園置空。中小學有學生接待我們，校內滿地吐痰。工人大學的工廠滿地垃圾，生產設備還是四十年代的東西。最叫人悲痛的，在「工人當家作主」的標語下，學員的衣衭補了不知多少遍。我們看見的各級學生都沒有笑容，只有機械式的表情。
由教育部長劉茜堯接見以後，我有機會與周培源，錢偉長，費孝通，馮友蘭，蘇步青，和吳貽芳分別私自交談。大家不約而同，一致確認並相信，中國必須改革開放，復興文化和教育。吳貽芳更在兩次會面時三番叮嚀，促我為中國教育多做工夫。
回到香港翌日，我向李校長報告我的觀感，說明中國的需要。我們商量擴大中大的國際關係，預期幫助祖國。我們立即行動，容納美國的盧斯基金會（Luce Foundertion）每年派六位學者到校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同時提供資源給匹克斯堡大學，每年接待四名中大教授到校深造。此舉首次建立香港（中國）和美國（西方）的合作關係，為日後的改革開放奠定基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界發生許多大事，我個人亦在那波濤起伏的大時代中承擔自己的責任。下面簡單記述一些重要的活動，聯同一些國際友人的共同努力。
＊ 我於1976年應邀訪問南韓，見到我們失去了的儒家精神在韓國人中體現，表現出勤奮，止於至善，禮義，以及注重教育和文藝。一個四千萬人口的國家，每年派送二萬多位大學畢業生出國深造，九成讀人文學科和藝術。
在我心中，如果中國與南韓建立正常關係，一旦改革開放，將即時獲得全部文化同源的「亞洲四小龍」的支持。在日後的數年裡，我多次向北京表示我的主張，並得到南韓多位議長和總統的和同，促成中韓建交和合作。
＊ 我於1975年秋從港回加後，隨即聯絡資深外交家朗寧（Chester Ronning），共商促成中美關係法規化的有效方法。我們去華盛頓會見美國「國會亞太事務委員會」主席沃夫（Lester Wolff），準備他於1978年去北京會見鄧小平，共同促成中美邦交。沃夫是「台灣關係法令」（Taiwan Relations Act）的起草人，用以安撫受到斷交的台灣人民。
＊ 1979年夏的一天，我從多倫多經漢城到北京，回港停留三天，袁庚邀我去蛇口。我們於清晨坐船出發，船抵岸邊，簡陋的碼頭有一條由木板架着的小路引向平靜的海灘。我們爬上南山坐在石塊上，晴日當空，袁庚悠悠地說：〝一年以後，我們坐着的山石將被移去填平海邊，而這裡將是中國第一個開放的工業特區，招外商共同合資經營。十年後，蛇口將是一個六、七萬人的現代城鎮。〞
我眺望海上的蠔田，遠方的香港，心中一陣衝動，感到自己與袁庚的夢結緣，參予改革開放的遠大工程。我向他建議：〝物質建設雖然不易，人心建設更為重要，我們必須為參加建設蛇口的青年提供教育，共同建設一個「物我共諧」的社會。〞
袁庚衷心笑出來說：〝一言為定，請你今後多來講課。〞
始初，學員們聽我講「人本開發」的道理和理想，十分詫異和恐懼。他們認定我在「放毒」。後來，經過谷牧的保證和我多方面解釋，他們才認識自己有自主本能和尊貴本質，接受一個夢一般的共同奮鬥目標，建築一個容納是非並免除鬥爭的和諧社會。後來，這夢被冠上一個「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名稱。
二十年後的1999年，《見證蛇口》出版。袁庚在《代跋》裡總結經驗說：〝一位著名學者以「人的狀況」這樣來表征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每個成員充份發展其獨立性，知道善與惡的區別，能夠自己作出選擇，有信念而不僅僅有意見，有信仰而不是有迷信或模糊不清的希望。〞他記憶猶新地說：〝對此我頗有同感〞。
＊ 後四人幫的中國百廢待興，資源缺乏。文化必須復興，教育歪風和空白需要填補，人間倫常顛倒等待扶正。最重要的，被全面打怕了的教師隊伍亟待重建。我於八十年代積極斡旋中國與外國的教育合作，扶助合作關係運作。
首先是行政管理的現代化，我建議提升教育部的地位為「教育委員會」，由一位副總理主掌，比較容易決策和調動資源，辦好教育。這建議被實行了兩屆。可惜，因為領導不力，教育建設的重大工作，又交回給舊的教育部管理。
我於是改從大學層面做工作，幫重點大學整理行政體系和數據的系統化，接軌國際慣例，向世界銀行申請貸款，同時聯繫「聯合國開發方案公署」（UNDP），協助處理貸款。申請迅速成功了。
首筆貸款的一半分配給重點大學更新設備，另一半用作教學更新，包括課程設計和教學法現代化。這工作由我所屬的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合作推行，後來又增添了「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的資助，連續維持了十年。
後現代的降臨連接着知識時代的出現。一個社會的進步或者落後，不在乎它的物質財富，而視乎人民的教育水平及精神面貎。在此格局中，教育不但服務兒童和青年，更要服務大眾和工人，包括專業人士。
＊ 1982年初冬，我陪同聯合國屬下的「教育規劃國際學院」（IIEP）的院長羅里（Sylvain Laurie）到中國考察，商討合作方案。教育部長何東昌安排我們參觀了太原和上海的工人大學，結果制定兩個建議和合作方案，由UNDP協調推行。第一，中國定期派遣專才到IIEP學習教育規劃的科學方法，開發全民的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包括制定各專業的持續培訓方案，使專業實踐與知識發展同步。第二，運用電視教學協助普化工人教育和民眾教育，並為各行業工人的進修課程設立統一規劃，以期畢業證書在全國各地獲得承認，幫助工人流動。我們預期，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工人將會大量移動。
＊ 1986年夏，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研究所邀請我演講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和應用，為平反心理學提供理據。翌年，我應華東師範大學胡寄南教授的請求，接受他的一名博士生到多倫多大學學習一年，完成學位。他是新中國的第一位心理學博士，現任教於復旦大學，桃李盈門，開花結果，為中國的人力資源應用、教學、與研究提供重要的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行業的企業飛速發展，人力資源的訓練和管理均需要知識和方法，复旦大學迎應時需，發揮領導性作用。
見證香港主權回歸
1990年，我關心香港主權回歸，決定離加回港，落葉歸根，終結三十二年的海外漂泊生涯。我向大學申請提早十一年退休，校長尊重我的決心，頒給我一個「終身榮休教授」的職稱，讓我保留利用大學資源的權利。
我同時辭退的還有「安大畧省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省長在接受之時，勸我〝不要燒掉你的橋樑〞（don’t burn your bridges），維持我多年與各裔族領袖的良好關係，繼續幫助促進多元文化的社會和諧。
我出生於香港，在港前後生活過二十一年。我經歷過英國人的專橫與高傲，同時又欣賞他們的寛容和瞻前氣度，他們在治人治國中的先動（proactive）作風。
我三十多年前出國求學，相信只有知識可以救國。如今歸來，我相信自己有助主權回歸談判的順利完成，因為我熟悉香港，更認識英國的智囊思維。
英國人前瞻，早在中國受困於四人幫動亂之際，即開始籌謀獲取持續管理香港的新合約。當年的港督麥理浩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和行政精英，他以澤福全社會的政績贏得港人的愛戴，同時寄望以〝維護港人利益和意願〞的〝理據〞，威迫中國延遲收回香港。此手段後來稱為「打港人牌」。
麥理浩曾於1975年兩次邀請李卓敏校長和我茶敍，探索我們對他的政績的看法，並說明香港的繁榮發展有利中國的必然改革。我對他說：〝英國以公平和公正的哲學影嚮世界幾百年，如果拖着一條殖民主義尾巴邁向21世紀，不知怎樣向先賢智者交代？〞他答：〝你說得成理〞（you have a pont）。不過，利字當頭，1979年春，他還是去北京見鄧小平，試探延續管治香港的問題，拉開中英談判的序幕。
不同層次的談判持續了十八年，其中在大陸和香港都發生過震撼人心的歷史大事。結果，《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底簽定，確定香港主權回歸，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格局中，由港人治港。
我終於見證了香港主權回歸。1997年6月30日早晨，我以「殖民地公務員功臣」的身份參加盛會，親見英國海軍降下米字國旗，在滂沱大雨中操步離場。
等到午夜時分，我又以「港事顧問」的身份參予歷史盛會，親見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同時升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宣誓就職。
回歸儀式大堂的背後一角坐着兩人，我和來自台灣的辜振甫，在轟天掌聲過後，我們緊握雙手互相道賀，眼睛潤濕。
〝您今後任重道遠了〞，我說。
〝嗯，您是說向台灣人民解釋一國兩制？〞他有點愕然。
〝我知道您早已做了，但今次有了具體的見證，大概有助。〞
〝一切盡力而為。台灣人民受過荷蘭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飽受屈辱。但是，我們的文化意識濃厚，教育發達，人民嚮往統一歸宗，我有信心。〞
我1990年歸港，最初幾年在嶺南學院發展「通識教育」，着重教學生認識自我和傳統文化。後來，學院升格，成為香港唯一以通識教育為本的大學。我同時主持「亞太研究中心」，開拓中、朝、俄三國合作，共同開發圖門江三角洲的經濟特區，聯同遠東大學為該方案培訓領導人才。為此，我兩度訪問朝鮮。
推廣華夏智慧
見證香港回歸至今的17年間，我深居寡出，讀書和整理中華智慧資料，為建構一個接軌國際、教育進步、弘揚文化及富强安樂的祖國努力工作。每年一兩次，我仍然去外地講學，維持國際橋樑。
在這段時間，中國各級教育發展迅速，校舍建築日逾寛大華麗，教育理論和師資培訓則沒有配合，教育專著更是缺少。這種〝進步〞並不健康。我曾於嶺南大學出版一套《通識教育叢書》，為香港學海書樓出版一套古詩評釋，並由中文大學出版《認知心理與通識教育 － 二十一世紀透視與實踐》，和《四書英譯》。
這些書本都以通俗語文和現代英文寫作，旨在適應一般教師和大學生的閱讀能力。與此同時，為了幫青少年認識自己和祖國，我又協助組織「兩岸四地關係促進會」，每年組織數百位中學生和教師巡迴訪問，共同學習。青年人容易交朋友，通過「學習營」的活動，數千名中學生經常在互聯網通信，越過兩岸。
鑒於中華文化的儒、道、釋智慧古籍不能適應今天大眾閱讀。我一方面用現代英文翻釋了約五百首古詩，包括從漢代至今的傑作，又用現代語文，把難解的古文鋪陳在今天「一個世界」的生活格局中，讓讀者看見我們的傳統智慧如何塑造了世界文化，特別是日本文化，又怎樣告訴世人生命的真諦，成就個人快樂尊貴。
為了讓這些文章能夠激動今天廣大讀者的情感、審美情趣、和自我認知，我把寫作登上博客，邀讀者回饋意見，然後編輯成書。
最近，我完成了心願，寫成《安身立命 — 活用孔子心理學》，《安心自在 — 活用老子心理學》，和《安寧自得 — 活用禪宗心理學》，由中華書店出版。現代人最渴求得到安心和幸福，居於心靈之所。我們的傳統智慧以人為本，闡釋安心和幸福之道。今天，這些智慧成為全人類共同尋知和實踐。
結語
個人怎樣與歷史互動呢？有說緊跟歷史前進。不然，這樣做只有使歷史原地踏步。
我記起吳貽芳對我表白她的人生和寄望。她七歲跟着表姐到鎮裡的教會新學堂念書，後來去美國密切根大學完成生物學學位，歸國後二十七歲便當上「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然而，〞她真誠地說，〝我愧對教育，歷經半個世紀的努力，這些日子青年在鬧文革，我留在家裡不願外出，不是怕被紅衛兵打駡，而是怕見他們浪費自己的青春。我懇請您為祖國教育多做工夫。〞
如今，星移月轉，那四十一年前的話言猶在耳。我想起劉大白的幾句詩，〝歸巢的鳥兒，盡管是倦了，還馱着斜陽回去。〞請容我借用他的擬意，試寫自己的心曲：
黃昏一歸鳥
儘管筋疲力倦
仍然馱着斜陽回家
他雙翅翻騰
把陽光散滿山河
染色大地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