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零八月的火光
歷史如織錦
「三年零八個月」對當代香港人說，是一個屈辱和受災的歲月。
日本人用炮火和刺刀殺死無計的中國人，强姦了上萬婦女，為了製造恐慌和聽命，長期征服中國，以及世界，掛起一張心紅底白的日本旗，稱帝全人類。日本人善於計算，用刺刀殺人不用指彈，一來可以節省費用，二來可以製造恐懼。
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在突襲美國珍珠港以後，不到七小時，同樣突襲香港。這兩個歷事故啟開太平洋戰爭和二次世界大戰，用最兇殘的手段企圖征服世界。
在那一天之前，美國固然想不到，自己簽署了不干予日本侵華戰爭條約，怎麽日本可以用閃電手段，不惜犧牲自己的優秀青年，驅使他們駕起「神風隊」飛機，連人帶機衝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軍航空母艦，叫駐軍從夢中驚醒，無法還擊。
我於1958年去加拿大讀書之時，經過沖繩島，關島和韋克島，仍然看見飛機和戰艦的殘骸擱在海面，叫人愐懷，殘酷的戰事曾經每天在這兒鬥得翻天動地。
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充滿悲傷和憤怒，同時亦表示出中華民族DNA所有的忍耐，圖强，以及追求高貴。我用「火」和「光」說明那些歲月中發生的事情，火是日本軍的炮火和香港防衞軍的防守軍火，因為準備不足而失敗。光卻是發自人心的熊熊烈火，每一天都燃燒在這塊英人早期稱為bare rock「光石頭」的地方，用可歌可泣的精神反抗法西斯戰爭，直至二戰結束，仍然不斷燃燒。
歷史好比一塊織錦，呈現着美雅而壯麗的畫面，由千百條線穿綉而成，白的、黑的、七彩的、還有圖邊的空白。我們只要想像，織綉者的每一針都代表一個人物，每一個意象都代表事物過程，就可以看見歷史真相。
童子真心
那天晨早，我和哥哥出門上學，突然被四聲轟隆大響住了。母親趕忙把我們拉回家內，緊關大門，口中不停念着：〝玉皇大帝，觀音娘娘，保祐我們平安。〞
說着，有人頻頻敲門，是鄰家的朱先生一家。〝快！日本飛機轟炸了，我們到樓下躱入梯間，不要遲疑！〞於是大家趕着下樓。
警報響了，那悲厲的叫聲以前也聽過，是演習的。如今，真的轟炸來了，聽了有不同的感覺，知到死神迫近，需要對付。
我們捲着身子躱在樓梯底下，長輩們低聲商量對策，小孩們則尖起耳朶，等待下一聲轟降何時發生。
我們住在九龍砵蘭街380號的三樓，是大單邊，有一個很大的平台。樓下是源源牛奶公司的後巷，亦是大單邊，對着太子道，再前是荔枝角道。平日，我和朱家比我小一歲的妹妹朱幼蓮玩，我哥哥則和她的哥哥朱漢華玩，四個小孩，年齡梅花間竹，各長一歲，有時玩起來很熱鬧，情似一家人的。
此時，我們聽見警報停了，換來高射炮聲，很有節奏。炮聲出自離我們三條街的旺角警察局，聲音是〝隆 ------ 招 ------ 嘩啦大響〞的格局，聽過數次便認出來了。
我那年七歲，幼蓮六歲，我們捲在一起，不久便天性大作，〝玩〞起聽聲的玩兒，即每聽見隆聲，便自然低聲叫着招聲，然後叫嘩啦。忽然，幼蓮嚴肅的對我說：〝倫哥，我媽說過多次，日本人來了以後，我們便要分開，再難在一起。我聽了很擔心，你說，如果我們分開，以後是否一定再找着大家，一齊見面？〞
〝一定的〞我答。
〝我們勾手指好嗎？〞
這樣，我們好像成人們互相誓約，大家分散了，將來一定尋找重逢的機會及時光。
多年以後，我每想起那三句對答，以及我與幼蓮兄妹等在戰後重逢至今的事，都覺得十分特別。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小孩，因為平日受着父母對《易經》陰陽變化終至圓和的信念，凡事逆來順受，抱着希望，並積極面對，很受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自己母親未念過書，但是她十分明理，而且，每遇困難，她必然點指卜卦，探究來者是凶是吉，然後面對。困難大的時候，她則手搖三數銅錢，口中念念有詞，祈求天公保祐，然後拋開銅錢，卜出占卦。有時，她看見卦說不如理想，就叫哥哥或我作卜，然後接受卦的預說。
我時常記住自己開學時，朱先生執着我手，寫下〝為人子，親師友，習禮儀〞的一句話。它出於《三字經》，教人自主生命，不倚靠他人，卻一定要親對他人，並以禮相接。這道理是中國啟蒙教育特有的，西方小孩沒有。所以憑着日常生活的聽聞，中華小孩比較懂得親和天地人間，適應變化。
試想，我們當年六、七歲的小孩，面對可怕的轟炸和沒有保護作用的樓梯間，不曾大哭狂啼，而是若然自得，悟出客觀環境的殺傷炸聲，並彼此承諾，寛濶地寄望將來。
險惡的未來
在外面，戰事並不簡單。我1981年在劍橋大學偶遇布蘭域治教授，聽他敍述他防受香港的必敗過程，以及日本鬼子（Jabo）的惡行。
事實是，日本人在1937年攻打中國以後，即密切計劃吞入香港，作為日後「東亞共榮圈」的通向世界的橋樑，千秋萬歲。而英國則沒有防備，滿以為日本怎樣亦無膽進攻大英帝國的「金蛋鵝」或「東方明珠」。
〝我是 Middlesex兵團的少校，駐守香港。但是，〞他說着面帶憤怒，〝We had no chance, 我們沒有任何機會！〞
據他說，日本人早在香港做好工作，用日本商人做情報工作，精確地繪製街巷地圖，詳述英軍防守佈局，以及買通大量黑社會和漢奸，以求一舉取勝。
等到十二月八日清晨，日軍機低飛向啟德機場，一下子便毁滅了停在地下的三架英國戰機。在深圳河北，日本軍以一師軍力，在深圳河架上臨時渡橋，由漢奸領頭，直迫城門水塘、金嶺和青山道。而我方當時，由 Major Grey 領導，則仍然駐守在粉嶺！他曾一度迎着日本軍，給予痛擊，暫時緩和局勢，〝但是，〞他又怒火衝天地說：〝我們用完了子彈，僅有三架迫擊槍等同廢鐵。等到新的軍火由挑夫於四小時後趕到，槍支竟原封在厚板的箱裡，蓋滿防銹的油層，而子彈，也只有一天的用量！〞
1985年，我在仰光大學偶遇當年防守港島的 Fitzgerald 少校，他回想前情，同樣感慨日本軍的犀利，相對英軍的薄弱。日軍自十二月十二日後，即行不停在港九各據點進行飛機低飛轟炸，並在海邊掩護登陸的軍艇。防守軍沒有重型炮火，連機關槍亦只有少數子彈。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登陸銅鑼灣，迅速佔領利舞台和禮頓山道。英軍深感大勢已去，便只能抱着情義已盡之心，對於大英帝國這個祖家，矛盾重重。
事有湊巧，我於1987年在多倫多與好友黃振輝建築師談起往事。他氣憤得比起英國軍官更甚，表示他與日本人不共戴天，終身憎恨他兒時所受的恥辱。當年銅鑼灣山坡只有兩座大宅，其一是他父親的家，所以他親眼看着日軍登陸，其中一個十人小隊直奔他家，撞開大門後把他兄弟三人和父親趕到後園，然後强姦了家中的婦女。
黃振輝談起舊事，唏噓不既。在三年零八個月裡，他家人免强吃粥渡日，家中的名貴傢俬，全部當柴燒了。最難忘的，是上學之後每早要向「膏藥旗」致敬，高唱〝依皮呀雅掛個娃〞日本國歌。而且，每兩週一次，必須當眾脫衭，給日本軍醫進行「驗糞」。
黃說：〝鬼子最殘忍的刑罰是「灌水」，把〝犯人〞推倒睡在地上，向天而眠，然後用濕手巾蓋住他的口鼻，再用水管不停向他灌水，使他無法抵抗，只能被動地吸水。待他肚皮漲起如小山以後，就用槍幹壓他，或者用人跳上肚皮不斷跳動，强迫體內的水從身上所有孔口射出。如此連環「灌」兩三次後，犯人便昏去不醒，或者當場死去！〞
貼身的遭遇放下不說，總結那些歲月，1941年12月12日，日軍佔領新界和九龍之後，用遠程大炮轟擊香港英軍陣地，日夜不斷，造成重大傷亡，多數陣地通訊不靈。18日，日軍登陸北角，24日佔領跑馬地及銅鑼灣地區，直指中環。重炮擊開始，香港每小時均有數以百計的民眾和軍隊傷亡，血肉橫飛，屍橫枕藉。有兩天，鵝頸區的街巷死屍堆積如山，汽車不能通過。
在那幾天，侵畧者製造恐慌，廣面進行燒、殺、滛、搶、指使漢奸和爛仔一同進行，致使整個港島火光通紅，人民的哀號響徹雲宵。
與此同時，日軍佔領了港九的水塘，派人去總督府招降，假如不就，即會關閉一切食水，使市民無法生活。楊慕琦總督回說，他將誓死抵抗，決不投降。但是，到了25日中午，倫敦殖民地總部發來急電，告知軍情部偵得消息，中方的余漢謀部隊開入新界沙頭角，直指港九。倫敦恐怕國軍成功佔領香港，日後無法收回，所以命令總督立即無條件投降，寧願成為日軍俘虜。
1941年聖誕日下午六時正，港督府扯起白旗，正式宣告投降。即時，守駐在主教堂的日軍，閃電駛入總督府擒拿總督，並向港九居民派發傳單，迫報館刋發號外，宣佈日軍開始管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從此開始。
逃歸祖國
日軍攻打香港，雖然萬事俱備，計劃週全，武器凌厲，仍然打了十八天方告成功。香港彈丸之地，海、陸、空三維都開放，竟然如是難以攻下，說明的不是英軍防守得力，而是港九民眾，以及華南人民，不是坐以待弊的，而是多方牽制，打擊侵畧者。
早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南華地方被日軍所佔，卻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搞得了無寧日，只能守着數個據點，例如鄰近新界的布吉。
日軍陸路攻打香港，即由此據點的駐軍負責的。行軍需要領路和運輸，兩者都必須由熟路的土人和强壯忠心的挑夫幫忙。就在這些人當中，往往出現指東劃西，或者指明路向卻給追軍留下暗號的愛國人士，造成困難。從此，我們可見，為何八年抗戰，日軍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日軍攻打香港之前，廣東人民早有組織，即使缺乏武器，仍然可以利用人力和智慧，給日軍造成困難。本來，日軍攻打香港，目的不止於佔領彈丸之地，而在於擒得當時從國內後方逃到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屬於中國的文化界精華，因為這些人很有利用價值，比山河土地價值更高。
如是，從中華民族利益看如何保護這批人數逾百的民主人士，幫他們逃出香港，成為戰亂形勢中的重大任務。
日軍拿下香港以後，立即封鎖維多利亞港面，不准任何船隻來往，同時在港島各地設置關卡，審查往來民眾。但是，拯救工作得到廣面的群眾基礎，仍然順利展開，並如期完成，沒有遺漏一人。
群眾的幫忙不但在藏人和送人，還有情報。例如，日軍將領山本五十一即時決定，運用不阻攔的方式鼓勵居民自行疏散，逃回國內，因為香港的糧食和燃料都十分匱乏，不能供應。
這情報送到當時仍在組織階段的「東江游擊隊港九大隊」的手上，故然幫助他們把握時機，迅速輸送文化人士出境。對於其他市民來說，獲得口傳的同一消息，亦是急切逃難的良機。我就是在這兵慌馬亂的形勢下，由來自惠陽的李棠表舅父携帶出境的。
1942年1月2日午夜過後，母親聽見有人叫門，用客家話叫：〝芳姊，係厓阿棠，快開門！〞
她立即開門迎入表弟。原來他為了避開關卡，抄小路連夜趕到，挑來食米，臘肉，咸菜等食物，全是他母親即我母親的姑母安排遣他前來接濟我們的。
他們多話少說，決定在天亮前由他帶我離境，回去鎮隆墟郊外青塘圍我姑婆家裡。
母親收拾好一個小包袱，煮了飯，即把我叫醒，對我說明她的決定。她用嚴肅的眼神對着我說明要我跟棠舅逃難的決定以後，一字一句地對我囑咐說：〝你回到姑婆身邊，就沒有危險，而且有飽有人疼惜，母親和哥哥日後會來看你。你必須聽話，我對你很有信心，因為你從小即能照顧自己，學會自己食飯穿衣，而且不扭計。你還要記住，甚麽都不怕學做，氣力愈做愈有，學會做事便毋需倚靠他人，做一個好仔。姑婆和舅娘們都會惜你的。〞
就這樣，我靜靜地跟棠舅上路，沒有回頭，沒有哭，沒有機會與幼蓮道別，沒有任何思想，只是默默地緊跟着纔第一次見面的親人。
棠舅親切地牽着我的手走路，命我無論遇見甚麽，都必須貼近他身邊。他讓我走一段路，又用備好的布帶背着我走，時快時慢，一路小心奕奕。
逃難的人以千萬計，走上山崗四處張望，遍山的大小路上都是人，扶老携幼，挑着行裝或甚麽的。那麽多的人沒有呼喊，大家都自願走路，離開惡魔肆虐的地方，邁向不定的未來。
晴空萬里，藍色天空裡沒有半點浮雲。寒風也是靜的，以其低溫迫着每個人。
其間，拉緊衣領前行。突然，一聲輕輕的隆隆聲劃破沉靜。〝飛機來啦！〞有人大聲叫道。人群還來不及高望即凌亂起來，有的走動，有的呼叫，有的低伏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惡風飄過，幾陣暴雨般的機關槍子彈從低空驟然洒下，鐵鳥便消失無踪，遺下一群群茫然互望、驚惶未定的難民，間雜着一堆堆血肉橫飛的受害者，震蕩山野的無奈的哀號和咒罵。
我被棠舅大力抱住，撲向十米以外的一塊大石旁邊，他的龐大身體把我壓得不能透氣。一陣眩暈過後，我醒來纔知道剛才發生過的險事，自己死裡逃生。在我們右邊一米之遙的草叢中，一個青年母親站起來滿臉流血，手中抱着的嬰身一動不動。她把他抱近眼前一看，然後用鼻試聞他的氣息，即時倒在地下，無語凝噎。
沒有人前去幫她，因為誰都幫不了自己。山嶺又驟然靜寂，大家整裝繼續上路，默默地接受惡運，寄望走出一條平安路。
棠舅牽着我的手，低頭叫我不要害怕。
多年以後，我考查過我們當時的步行路綫，知道我們第一天行至沙田以後，便轉入道風山，再入大帽山邊的樹林小徑行至大埔墟去粉嶺，再經上水到羅湖以後，再轉向東北行至惠陽的鎮隆墟的。全程走了兩天半，中間駐紥過兩夜。
棠舅父不是一般的農民，而可以說是一位小小的愛國風雲志士。他與哥哥李寧在鎮隆經營一間「和興飯店」，由我表哥家和當掌櫃，另一位表親阿牛哥做廚。那飯店迎着由香港去曲江的各種人潮，生意興隆。
棠舅當年二十八歲。他從二十三歲開始參加廣東人民抗日組織，行走江湖，一方面聯絡同志共同打日本人，另一方面，以和興飯店為據點，給各方抗日加量輸送情報、槍械、藥物和糧食。家和表哥當年十五歲，是寧舅父的長子。他書法精美，算盤熟練，最特別的，是他有明察人事和調和矛盾的能力。
鎮隆墟是九龍到韶關路綫的主要轉折站。在抗戰期間，粵北的韶關是抗日前沿的重鎮，連日軍亦不敢前往掃蕩的。當地是國軍和東江縱隊共處的地方，有矛盾亦有共同抗戰的意旨。所以它是多數被拯救出香港的人士的終站，從此放射到其它地方。
每天中午過後至晚上十時，來自各方的難民，北上的各方人士，部隊通訊員，以及趁機發財的黑社會等，就像潮水一樣湧入鎮隆墟。而唯一賣飯食的和興，就是人們必然出入的地方。
我至今對家和哥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亦深信，我的許多知識和情感，都染着他的精神。可以想像，他與寧舅父子兩人，可以迎應塞滿飯店的五、六十人，來自四面八方，供應他們食物，調解矛盾，還加上接放不可見天的大小情報秘密。人流像高潮那樣湧入，又像低潮那樣悄然散開。我曾住在和興櫊樓三個月，親見和哥每天怎樣精明地分辨人物和事相，把一家擺着十六張八仙枱的飯店處理得井井有條。
衝突時有發生。有一次，三個漢奸領着一隊十六人的日軍前來搜查。鎮隆墟只有一條十餘尺寛的通道，長約五百尺。日軍到店前即向天開槍示威，把大道兩旁的難民群嚇得不敢動彈。入店後，漢奸們高聲命令食客坐在原位不動，然後聲明有一個洋人給藏在店裡，誰人供出綫索，即有重賞，誰人不供即要受灌水重刑。
在千鈞一髮之際，家和哥認得漢奸中的一人，立即上前對他耳語一番。那人反問多次，然後上前對日軍隊長講話。結果，搜查停止了，整隊人出門揚長而退，一路四面開槍示威。
像那種事情每隔數天便發生一次。有時是國共兩軍的矛盾，有時是外地黑社會幫與本地土匪之間的鬥爭，都一一給家和哥順利平息，化大事為小事，再把小事化為烏有。
多年後，我問和哥上述日軍搜店的事，他用甚麽說話叫日寇知難而退。
〝不是靠說話的〞，他坦誠地告訴我，〝而是靠事實。〞
〝那明明是因為你的耳語嘛，我親眼從櫊樓看見的。〞我追問。
〝不錯。我當時算是向那漢奸告密，說明十分鐘前游擊隊曾入過本店，還有兩位喬裝打扮的高大洋人，共十一人。他們沒有停留，怱怱買下全店的飽子便走了。我聽他們說去北面的荔枝園，滙合園內的駐軍即行北上，此時應該在園內，你們可以去追。不過，據說荔枝園後的山中駐有東江縱隊人馬，等待日軍進攻的。〞
〝那麽，為何日軍不去追，反而退向本營？〞我問。
〝很簡單。那漢奸是本地人，知道游擊隊的厲害，而日軍在惠陽只有兩個據點，合共五、六十人。他們外出掃蕩是可以的，直接與游擊隊打扙就不上算了，所以知難而退。〞
〝你說用事實趕退日軍的，事實在哪裡呢？〞
〝事實是用來騙人的。只要騙的是壞人，就可以偽造事實。那天確是來了游擊隊和洋人。我父親甫見他們便想出妙計，因為明知他們的踪迹一定逃不過鬼子的綫人，日寇必然會到店搜查追捕。所以，我父親立即決定，唯有運用金蟬脫殼的辦法，先把洋人收藏起來，然後騙追兵他去。事實是，洋人藏在店後的豬欄內，兩名游擊隊員則坐在飯店吃飯觀察。他們一挨日寇退兵，即時飛快帶洋人抄小路走了。〞
智鬥香江
在三年零八個月裡，像上述那種事情，幾乎每天都在香港發生。鬥爭的角色多而雜，要比上例大十倍百倍。
日寇侵佔香港以後，由於人力不足，不能管理，一時，許多地方處於無政府狀態。過了數月，日寇政權鞏固，方在各地設立憲兵站，政府，戶口管理所等偽政府機關，而且着重港九市中心。
管理這些機關的不是日軍，而是臨時選用的原印度警察和一些业心認賊作父的各級公務員。日寇對於廣濶的新界和離島，從獅子山到西貢，從荃灣到沙頭角，以至比港島更大的大嶼山及青衣等地域，都無力管治，只能靠殺人恐嚇，不定期掃蕩等方法維持治權。
在另一方面，共產黨領導的廣東抗日聯盟和東江縱隊等，早已滲透港九和新界地方，獲得民眾支持，無孔不入。是這股力量牽制了日寇橫行，而且把香港變為真正的國際地方，多方拯救英軍、美軍及外籍人士。
這些方面的成就不但把逾百位進步文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運離香港，前去廣西桂林和重慶等地。而且，民眾自覺拼命，配合組織的支持，成功地從集中營的「虎口」裡救出大量英軍，從天空救生了著名的美國空軍克爾上尉（Lt. D.W. Kerr），用生命證明中華兒女的人道精神和國際關愛，他們的抗日和反法西斯侵略決心。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不識歷史，滿以為憑着强大的武器力量，即可征服中華民族成為奴隸。日本的幾個本土民族，原是山野之夫。數百年前，受到中國文字、文化哲理、以及佛教禪宗的薰陶，纔開啟理智。日本人善於學習和模仿，汲取他人之長，據為己有，發揚光大。日本的歷史文化是中國的，它的現代化是英國的。
如今，他們來到中國和香港，經過時空考驗，即心知大蛇不能吞象的道理，轉而借用「東亞共榮圈」的妄想，騙中國人入局。結果是自欺而騙不成他人，落得敗局。
1945年8月10日，日軍投降。英國原總督從監獄回到九龍的半島酒店主持接收儀式。
然而，各種幕前幕後的鬥爭連續上台，說明香港的特殊性，儀式的中方代表由國民黨特派員和共產黨特派員共同參加。但是，港英政即時大做手腳，不准中共代表入住半島酒店。與此同時，鏟除共黨份子的政策已經在倫敦殖民部上馬。戰後，丘吉爾的著名「竹幕」（Bamboo Curtain）斷說，確定了殖民地香港不容共黨份子繼續活躍，儘管解除日軍武裝，鎮壓漢奸、特務和土匪的工作需要港九大隊負責。
戰爭和歷史都不是文人寫文章的筆觸所能敍述的。舉例說，各地各種接收工作，需要時人進行，各偽警局和土匪的勢，亦需要互解及清除。像大嶼山全島、長洲、坪洲及內伶仃等小島的工作，由中共的港九大隊負責完成，用了約兩個星期。把一切繳得的槍枝和帆船交給英軍。而奇怪的，大澳的接收工作，則由國民黨軍隊負責。個中情由錯綜複雜，我日後有機會另外整理資料和報導。
政治把戲
1947年6月12日，《倫敦憲報》刋登該年英女皇頒發MBE勛章給香港人黃作梅先生，讚揚他對大英帝國有功。MBE是Member of British Empire的縮寫，由女皇授給功業顯著的人士。該報說：〝雷蒙‧黃，學生，九龍。為表彰他在1945年9月2日前，對英軍東南亞軍事行動作出的貢獻。〞
黃在1946年2月19日的《華商報》撰文《東江縱隊營救國際友人統計》一文，敍說在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期間，他同廣大的香港民眾救出英軍20名，美空軍8名，印度人54名，丹麥人3名，挪威人2名，俄國人1名，菲律賓人1名，共89名國際友人。
那些拯救工作不是簡單的事，不少與我上文所說的鎮隆和興飯店的事密切相關。事實說明，不論香港由英國人管，或者日本人管，中國人都憑着良心和義氣，在此作出可歌可泣的國際大事。就是說，香港與大陸各地人民，血濃於水，不可分割。
1994年一天，我在中文大學參加創校校長李卓敏的追悼會。完了，我在校園大道上與彭定康總督攀談，勸他不要給即將回歸的香港加添政治枝節。我提起上述的事，叫他記取歷史的教訓，認識歷史源遠流長的真諦。他回答說：〝歷史過程不由任何個人的行為決定。〞語出狡滑，含意不定。
比較起來，我與李校長於1973年會悟麥理浩總督，勸他不要拖着一條殖民地尾巴渡入21世紀，他回答說：〝You have a point〞（你說的成理），語出誠坦。兩人都是政治人物，表示不同，反映的人格亦不一樣。
美國又怎樣呢？列根總統於1984年訪問中國，在復旦大學演講說：〝我們和你們併肩抗敵，在座有些人會記得，美國的陳納德將軍率領空軍前來助戰的事迹。有些飛行員在中國上空機毁人傷，你們把他們藏起來，照料他們。你們救了我們很多人的命。〞
還不止於此。根據黃作梅寫的《我們與美國的合作》，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東江縱隊曾與美軍合作，給美國十四航空隊和美軍在華司令部先後提供二十項情報。事實是，當年美國空軍高度相信和讚揚華南的共軍。戰後，在九龍長沙灣道的故衣灘上，你只要花50港元，即可買到一件帥氣十足的美空軍皮夾克，上面印着美國徽章和國旗，翻開衣領，可見「游擊隊」的字樣。原來，那是便利美國機師一旦受擊生還落地，不論遇見何人，定指着這三個字，請求帶往游擊隊救助。
世事變幻，今天奧巴馬領導的軍政勢力，也許仍然有人記得歷史，但多數人已經忘記舊情。如今美國與日本携手合作，到了同盟的程度，為了共同面對掘起中的中國，抑或其它利益？
平安到家
在戰爭的動蕩年日，甚麽是家？家就是安全的地方，有人保護和養育。回憶我的逃難過程，七歲的小孩突然跟着一個剛見過面的〝親人〞，就即時默默地離開母親和哥哥，跟他前往不知的地方，姑婆的家。
在途中的兩天兩夜，我們千萬的同途者，更經歷過兩回日軍飛機的掃射，活過來了。至今過了七十三年，我仍然在夜裡清楚記得許多悲慘的場面，全部列列在目，聲音鳴耳。
有一個年青婦人，用布帶背着一個嬰兒，一手扛着一袋衣物，另一隻手腕繫着一條麻繩，另一端環腰縛住一個男童，約四、五歲。
我們遠遠地看見他們走在路的另一邊，棠舅笑對我說，我們是否一樣用繩縛緊大家？即時提起我對那家人的注意。
走近了，我聽見那男孩在輕輕地抽噎，不敢哭叫。母親亦流淚滿面。大家已經步行了約四個小時。不久我們就越過他們，自走自路。
記得我們在聯和墟住紥了一夜。清晨上路，走了沒有數步，我們看見那婦人的背影，因為她的背帶綉着紅花，很是顯眼。第一感覺是她的嬰兒不見了，換上那原先走路的小童。此外，他手上的布袋也變小了。我關心地問棠舅：〝怎樣不見了嬰兒？〞
〝丟下了，〞棠舅悄悄地回答，實在帶不了那麽多。
〝那怎麽辦？〞我幼稚地追問。
〝沒有辦法。〞棠舅答，然後補充一句：〝這是走難。〞
再過一天一夜，近傍晚時份，我們終於到達姑婆的家，多麽幸運！
更幸運的，我獲得即時的百方寵愛。
姑婆和兩位舅娘早已預知我們歸來，準備好一切。
姑婆胖胖的，十分慈祥。她抱住我一陣，即時脫光我的綿背心和厚衣，見我滿身紅癍，脫下衭子，事情更壞，兩條小腿都長滿了瘡，密密麻麻的。
〝快！〞，她吩咐舅娘，給他好好洗身，用煲好了的雞糞籐水，然後換上新衣。
她又吩咐另一位舅娘，把我全身衣服拿去燒了。
然後，大家跪在預設的神枱拜祭天公和我的外公婆，除難迎新生。
以後，生活在姑婆身邊一年，其中有四個月送我去住在和興飯店，給我受戰時的人間教育。
然後，由我母親的大嫂接我去她的祖家「大山下村」住了半年，再送回位於觀瀾墟我父親的大家庭。
姑婆是萬能人。她近鄰的五個村子的人家有病，全由她醫，嬰兒出生，全由她接生，人們的紅白二事，全由她教導安排處理。
一年的時間很短，我從她身上，以及和興飯店的喧鬧攪嚷和各方角逐打鬥，學識我一生做人的智慧和待人接物方法。
我深深地認識中國人民的種種特質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我見過「國難」的詳情。我嘗過簡樸農村生活的苦樂。直至五年以後，我單身逃離深愛的鄉土，返回香江，我已經渡過了不是童年的童年和少年，尋求獨立自主的前程。
那五年的經歷是如此豐富深厚，是一年的口述或寫作都無法說清的。不過，它重重地載着中華文化的精華，中國民間的無限智慧，中華民族對天地人合一互相生息的大道大理。我仍然希望於有生之年，逐一細說。
再見香江
我從小即很受音樂感染。少年時期曾經要立志從事作曲和演奏的工作，後來放棄了，留下成為一個欣賞者。
戰前，香港的大街小巷都流行着《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雖然，頑皮的街童歪曲歌詞，把其中一段變為〝沖菜牛肉，硺爛，硺爛，已經很快蒸熟。〞但是，他們接着唱：〝我們一齊發出大聲的叫聲，不怕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進！〞
甚麽是美好的音樂呢？它是人民的心聲和自由的呼號。一首曲能夠叫不識字的街童和賣豆腐的大媽都同樣愛唱，並加入自己熟悉的生活情趣，實在不杇。
後來，我又在觀瀾讀小學的一年半，學識當時的許多抗日歌曲。我每唱起《松花江上》的首句〝我的家……〞，便即時自然流淚。
有一首歌與香港情意相連而寄望無窮的，即《再會吧，香港》。十分可惜，這首歌早已被遺忘了，連歌詞也不易尋着。
話說日寇侵港之初，來自大陸後方的眾多著名文化界人士，被搶救到廣西桂林。他們創作了一個名為《再會吧香港》的話劇的主題歌由姚牧作曲、田漢作詞。
歌詞寫下那一輩曾經流亡在香港的文人對香港的感受和懷念，它給人自由發展的無限空間。
我很愛唱這首歌，於此憑着記憶把歌詞錄下，歌中有二重奏和四重奏的重復部份，這兒放下不錄。歌詞說：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漁民的家鄉，
你是享樂者的天堂，
也是革命戰士的沙場。
這裡洋溢着驕浮的美酒，
也橫洒着英雄的血漿。
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名姬，
也有獻身祖國的姑娘。
這兒有迷戀玉腿的浪子，
也有擔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擲萬金的暴發戶，
也有義賣三年的行商。
一切在善的矛盾中生長，
一切在惡的矛盾中滅亡。
再會吧，香港
你是這樣使我難忘
你筲箕灣的月色，
扯旗山的斜陽，
皇后大道的燈火，
香港仔的漁光，
淺水灣的碧波，
大埔松林的猿聲慘傷，
宋皇台的蔓草荒蕪，
青山禪院的晚鐘悠揚，
西貢嶺的夏蘭怒放，
鯉魚門的歸帆飽漲，
對着海灣殘壘。
只有全民的團結，
才能阻遏法西斯的瘋狂。
只有青年的血花，
才能推動反侵畧的巨浪。
再會吧，香港，
你是民主國的營房，
反侵畧的城牆。
看吧，侵畧者的烽火已
燒遍了太平洋，
別留戀着一時的安康，
疏忽了對敵人的提防。
地無分東西南
色無分棕白黃
人人扛起槍朝着共同的敵人放
用我們的手奠定今日的香港，
用我們的手征爭明日的香港。
再會吧，香港。
再會吧，香港。
我1942年為了逃難離開香港，1948年初又為了逃離故鄉無政府狀態而回到這裡。我1957年為了去加拿大求學裝備自己救國離開香港，1992年又為了支援中文大學的興創而歸來。我1974年為了對多倫多大學的承諾再次遠離香港，又於1990年寄望見證香港主權回歸祖國而歸來。
田漢寫的〝再會吧〞含着雙重意義，其一是告別，其二是重逢。香港就是這樣一個任人出入其間的自由天堂，儘管經歷過百年滄尋。
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歲月給香港留下可恥的屈辱時光。在最危機四伏又黑暗的日子，香港兒女都能創下英勇大義、抵抗强權的舉動，羸得祖國以至國際的誠心讚賞。
如今，香港面對奇特的困難。我有信心，香港人一定拓出康莊大道，走向光輝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