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國於1841年佔領香港，把它經營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首要工作是建設作為「上層建築」的教育。
只有高度的殖民地文化足以改變原來的一塊「不毛石頭」（barren rock），成為興旺而高尚的東方之珠。
英國人十分務實。他們知道當時的香港並不文化荒蕪，而是私塾林立，支撑着住港中國人的五千年文化。
基督教的各種教會搶先到港開辦學校，對土人傳揚教義。最積極的是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它的主理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用了三十年編成一本《中英文法》，成為日後學生的學習經典。他於1840年開辦的學堂只有六名學生，五年以後增加到二十五人。原因簡單。當年香港的華人不願子弟讀英文，更不喜歡外教入侵。
1848年，香港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建議，政府向八間中文私塾每月津貼8元，附帶兩項條件：（1）改為官立的「皇家書館」，（2）加入基督教義課程。結果，私塾接受了條件，卻極少教基督教教義的，只在視學官到校時，把《聖經》展示一番。（見Endacott and Hinton, Fragrant Harbour）。
1877年，軒尼詩到港擔任總督。他十分關注華人子弟學習英文，頻頻巡察學校。結果，他失望了。1881年的《總督報告》顯示，除「中央書院」外，沒有學校教英語。
1891年是一個里程碑。中央書院（即今天的皇仁書院）改為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另外。這一決定開了香港學校日後採用英語教學的先河。然而，據《香港教育通史》（A.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說明，華人中的富家子弟趨向讀中文學校，而讀皇家學校的貧家子弟，根本讀不上英文。
事實是，以我自己為例，我父親在香港謀生，畧有財富和名譽，如當保良局及東華三院理事等，當我於1934年出生之時，仍然不註冊為「香港人」，不要「出生紙」。我的幾位兄長亦不讀英文學校。
不過，香港大學的建立改變了上述情況，尤其於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世界大局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合起來使英國政府瞻見香港地位的重要性。而香港華人對殖民政府，中國狀況，以及世界趨向，均醒覺到香港是一個通向世界的城市，而英語亦是立足本地走向世界的語言。
現代大學精神
現代大學的建立伴隨城市、貿易、科學、及學術的掘起。在歐洲，1450年印刷技術的發明，推廣了文獻和知識的流通，加上1543年哥白尼發表天體運行說，科學的價值凌駕在宗教信仰以上，迅速佔據人心。怎樣處理人生和宇宙的問題，促使大學興起成風。
進入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意識，在德國，法國，和英國成為大學培養人才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歐洲人橫行世界，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營殖民地，一方面傳播基督教教義，另一方面掠奪資源，包括奴隸的人力。
歐洲人的思想充滿矛盾。不過，他們自認是人類的救世者，認定各地的土人為野蠻人，歐人勉為其難，負起「白人的重負」（White man’s burden），教育他們。
歐洲教育家忙於培育更强健的白人，提出不少議論。本淺說系列將有選擇性的闡述。這裡先說大學精神。
歐洲的興起，是多民族、多語文、多國家、多政制、多文化經濟合併的結果，成為「歐羅巴精神」（Europa spirit）。它標緻着實驗的、容納的、多感情的、和理性紛爭共存的社會發展。歐洲各國的傳統互相撞擊，引發新的觀念、制度和適應方法，擦出變換和創新。米蘭、佛羅倫斯、漢堡、巴黎各有美學標準，同時互相競爭和互相輝映。維也納、布達佩斯、巴黎和倫敦都是音樂中心，卻於交流中成為西方古典音樂。哲學、科學、文藝、甚至宗教都可以在一地萌芽，又出現革命和反革命運動。
更凸出的是議會民主制度可以在英國和瑞士衍生，但被法國大革命摧廢，鋪出一條新共和的道路。
大學是西方文明的標緻和社會縮影。它憑着廣濶信心開發知識和理想。它包容萬有知識，容納一切新創的求知求理方法，推動理智結合情感的應用和動力發展。它是一個人類潛能發揮的展望場地和知識買賣市場。
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提出，大學由理性觀念指導，由一位體現普世文化的校長領導。他像交響樂隊的指揮，理性地調節系科之間的衝突和合作，形成一種內在的統一原則，每個學科都借助哲學的批判方法和思考力量，認識它自己的本質和探求目標。康德稱它為「規範性理念」（regulatory idea）大學。
承接康德的大學傳統，身兼文學家和哲學家的席勤（Schiller）和洪堡（Humbolt）等德國教育家，在大學裡加入文化，因為文化是知識的總和，可以令學生在學習中發展個性和修養。
文化的名目給大學賦上教學和科研的雙重任務，在引導學生探索真理的同時，幫他們形成民族意識。洪堡設立的大學，教學生認識國家民族理念和文化歷史和傳統，努力承傳及發揚光大。
在英國，教育家把德國以哲學為中心的文化大學理念擴到文學的層面，包括科學和人生奮鬥。牛津和劍橋最早主張，文學是文化的全面而深層的表現，因為文學訴述宇宙人生，超越時空和區域界限，揉合實際與幻想，道出人的心靈聲音。
1873年，約翰、紐曼（J. Newman）出版《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把牛津和劍橋的「文化論」定名為「智知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他認定文學修養可以促成個體把生活知識聯結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實，培養民族感情和屬性，包含哲學和文化傳統。
一個國家的經典文學作品反映其語文的民族性，有異於外來的作品。這些作品推廣民族自我意識，最終促成帝國主義的出現。紐曼重言，語文與國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文化大學一定要着重教學母系語文和列來的文學經典，鞏固學生的民族意識。
直至今天，紐曼的《大學的理念》仍然是英語世界大學教育談論「大學為何」的重要書籍。我記得清楚，1974年亞洲大學校長聯合討論現代大學精神，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校長參加會議歸來，因為聽見紐曼的論說備受新加坡、菲律賓、印度的大學校長的讚揚，問我香港中文大學是否應該召集全體教師共同學習紐曼的大學精神。我坦誠勸他不必做，因為，我們不是牛津或劍橋，我們雖然用英語教學，而且身處英國殖民地，卻不該以培訓大學生效忠英國。而且，紐曼主張大學的教學目的不在幫學生學識具體知識，而在學習他主張的「智知文化」，效忠已經沒落了的大英帝國主義。我們需要加强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學習。
香港大學的創立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學正式開學，由香港第十四屆總督盧押（Baron Frederick J.D. Lugard）任校長（Vice-Chancellor）。他是大學的創辦人。他的志願是：〝在東方創立一座高等教育的城堡，作為西方文化最英勇的旗手。〞（create a citadel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erve as the foremost bearer of Western culture in the Orient）。
在此之前，香港工商人士醞釀建設一所大學。1905年，主要報紙China Mail已有文章反映，促請彌敦總督（Mathew Nathan）建校。他堅定反對了，因為生源不足，而且籌基金（endowment）不易。
1911年，孫中山推翻了清朝，結束封建皇朝的歷史，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邁向現代。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尤其是九龍新界的租借地位，應該跟隨中國的新形勢而進行新的考慮。
有鑑於此，英國殖民地大臣遣派一位猛員來港出任總督。盧押男爵於1907年抵港，時年四十九歲。在此之前，他曾為大英帝國南征北戰，相繼在阿富汗，蘇丹和緬甸平定戰爭，建立殖民統治。他最大的功蹟是把「非洲巨人」的尼日利亞建為國家，成為英國的「保護地區」。
尼日利亞（Nigeria）地區有五百個不同民族和部落，佔地9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眾多，為世界第七。今天，它是世界第二十大經濟體系，許多資源仍未開發。它以英語為日常語言，北部人民信仰穆斯林教，南部人民信奉基督教，其它還有本土的傳統信仰。
這樣複雜的一個地區，由盧押調和各方勢力，於1914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他的管治能力可見一斑。然後，他又為祖國創立「英屬東非帝國」。
盧押到港履新之後，預見中國必然蛻變，香港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他即時策劃建立一所英式文化大學。為此，他於1909年撰寫一篇報告，名為《香港大學：目的，歷史，現況及前景》，更在報告的附件中說明收支預算及建築設計。
對於前任總督所提的困難，他提出一個「中國元素」作為解難的方法，理由分七方面陳述：
（一） 中國人渴求西方知識，開始想盡辦法去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求學。大英帝國應該做足準備，利用香港優勢。
（二） 中國無能建立大學，人口有四億之眾，渴求讀大學的生源十分眾多，香港建立大學以後，不少人會來港讀書。
（三） 殖民地香港建立大學，其標準與西方大學相等，受世界承認。
（四） 香港大學用英語教學，是學生熟習英文的最好地方，更能沉浸於西方社會的氣圍之中，不是日本大學可以提供的。
（五） 香港為世界最大的通商港口，迅速成為國際城市，其工程設施和醫療設備，均為工科和醫科學生的最佳實習場地。在文科方面，英國大學可以提供最佳的教材和師資。
（六） 更重要的是費用。預計一個中國留學生到英國求學，每年最低用費為190英鎊，在香港則為30英鎊。
（七） 記取本港開埠以來，教會在香港辦學失敗，香港大學將不涉宗教課程，更尊重中國傳統文化。
該報告總結說：〝這所大學是多種族和多宗教的大學，其入學和學位考試均依照英國大學的標準。大學用英語教學，目標是使畢業生直接欣賞英文著作，用英文處理一切事務。這樣，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將順利擴展不衰。大學亦設一個中文科目，重視學生的倫理人格和紀律，為此，學生必須留校寄宿，並自由選修校內提供的任何科目。〞
籌款建校更是易事。香港總督向來與大商家保持高度默契，互相幫助。所以，政府需要商家做事，總督用電話相告，小事立即獲得承諾。對於大事，彼此吃一頓下午茶，即能合作。那是殖民地的發展及管治特色，十分有效。
所以，當年的盧押總督草議了創立香港大學的詳細計劃以後，即時獲得印度富商莫廸（H.N. Mody）捐出港幣十八萬元，其中三萬元用作校園建築，餘數用作建立基金。該筆巨額宣佈以後，其他商家亦相繼捐款。結果，盧押於1910年3月16日親自奠立校園基石，次年建立「大學法令」（University Ordinance），再過一年舉行開學儀式，由他擔任榮譽校長（Vice-chancellor）。
香港大學最初納入原有的「香港華人西醫院」（孫中山於1892年畢業），作為大學醫學院的現成設置。另有文理學院的教授，全由英國敦聘擔任。
學生與社會
香港大學於1916年舉行首屆畢業典禮，畢業生23人，全是華人精英。
大學開幕之時，盛況一時。校歌由大教堂合唱團，交響樂團合唱團，及皇家軍隊銀樂隊合作齊奏。歌曲作者為大風琴家庫勒（D. Fully），歌詞作家是日後治港的金文泰總督（Cecil Climenti），用拉丁詩文。
校歌的第一章說：〝吾人勞力於此終結，大學崇樓林立，現代學習將於此長流，由西方盛地不絕湧現……〞
第四章的結詞說：〝智慧之門敞開，吾人讚美天主。藉祂恩惠智慧之光，從東方永照。阿門。〞
該校歌到了1930年代消失了，不知為何。直至大學一百週年紀念，被發掘重新面世，連同一首新的時代曲一齊在大學校園高昇。
1942年日軍侵佔香港之前，大學遣散學生，給當年的第三年學生提前頒發畢業文憑。我有機會認識數位這些「戰時畢業生」，從他們身上窺見那時代港大畢業生的文學造詣，包括鄭楝材，賴恬昌，劉殿爵。他們都背熟了莎士比亞詩篇，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能夠隨時背誦。
鄭楝材博士後來當上中文大學的副校長和聯合書院長，畢生忠心服務大英帝國利益。賴恬昌先生是清朝翰林大學士之後，以書法及宣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對成人教育和校外進修課程的開發貢獻卓越。劉殿爵博士任教劍橋大學。退休以後回歸中文大學當駐校教授，精於古文翻譯。他們可說各奔前程，並不完全以帝國利益為終極責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香港大學的院系發展迅速，最顯著的是教育學系的創立，為迅速拓大的中學校培訓師資人材。至此，九成的中學用英語教學，而中學畢業生的升學亦不限於本地，多數走向國際。
如今，香港大學的教授亦大部份是華人，學生則參入了不少來自中國的「尖子」。回顧過去，可以說創校人的預見對了一半，由大學帶動的整體殖民地教育，成功地幫香港學子熟悉運用英文，儘管再沒有人能夠即興背誦莎士比亞的詩篇。
在另一方面，盧押的預見落實了，香港青年今天馳鶩英國文化中的法律和民主政制，在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之時，依附大英帝國法律，卻不一定記住公民的責任。至於中華文化，好像稀有人着意積極承傳。
今天的大學生每天上學都看見大門上的校訓寫着「明德格物」，假如我們用最大的幻想去猜度，不會有一半人有興趣尋找它的來源及意義。這樣說，「大學之道」好像已經隨風而逝？
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主權，至今過了十八年。回顧過去二十年間，本地大學增加了七、八間，如果說大學有領導社會進步的功能，今天香港動盪不安，是否說明大學教育失敗？或者，殖民地教育的長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