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淺說十六講 （十四） 天才與智力測試》 __ 江紹倫

（十四） 天才與智力測試

 

 

 古今中外，心理學要解決的問題不少，主要的有，（1）人的才能究竟天定（或遺傳），抑或教育而成？（2）人的才智可以測試嗎？智能測試所得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I.Q.）有何作用？（3）怎樣教育最為有效？

 

天才是有的，極為少數。歷史上的莫扎爾特，四歲便譜寫成不朽的樂曲，至今為世人欣賞，跨越時空和文化。今天有盈十位古典樂曲演奏家，亦是幾歲即成功公開演奏。

 

1978年，我有緣遇見兩個天才姊弟，分別為11歲和9歲。他們的父母亦是天才，卻生活坎坷。簡單說，我幫他們一家四口從香港移民到多倫多居住和讀書。早此，林先生告我，他們一家共同研究語言，兩個孩子未曾入過學校讀書。

 

在多倫多，我按照孩子們的年齡安排他們入讀小學。不到兩星期，原是我的學生的小學校長告訴我：〝我們無法教這兩個孩子，因為他們懂得的東西超過了我們的教師，包括英語。請您安排他們轉去天才學校。〞

 

「天才學校」是我任職的大學教育學院的屬校，稱為UTS（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我與校長商量，把姐姐插入第十三級。至於弟弟，校長認為，他應該有一個正常的童年，安排他就讀第七級。

 

學年以後，姐姐以優異成績畢業，進入多倫多大學，用了兩年時間讀完四年課程，受邀進入IBM工作。弟弟的故事更加豐富多姿。

 

我一位同事幫林先生接了一份分析數據的工作，需時兩年完成，每月付給他三百元，可以承擔生活費。我那年長假去了劍橋大學當駐校教授，一年後回多倫多，遇見林先生問他近況。他說一切正常，但是那份工作提前完成了，目前沒有事做。

 

他告訴我：〝我們仍是全家一同工作的。做了兩個月，弟弟覺得進度太慢。他去秧街買了一些電子零件，自製了一部電腦，寫了程序，用三個月時間便把全部數據分析完了交卷。那公司給了我們三千元，再沒有新工作給我們做了。〞

 

他又說：〝弟弟仍然是一個十歲的小孩。我們養了一隻花貓，他很喜愛牠。平時，他一手抱着牠，一手弄電腦，鄰居看了覺得特別，我們則見以為常。〞

 

可以說，天才是與生俱來的。他們不學而成的能力可能是專於一方的，如音樂或數學，亦可能是多方面的，善長各種智知和技能。

 

現代心理學用智能測試（I.Q. Test）界定「天才」（genius），一般獲得I.Q. 135分以上的受試者，即定為天才。這種人出現在我們週圍，估計每1500人左右便有一人。但是，他們不是上述的「天才」，只是學一切東西都容易成功。

 

 

 俗語說，「人比人，比死人」，意思是，假如你用自己與他人相比較，總會有人比你更高明，實在是自尋煩惱。

 

 生理上的差別容易見到，如有人高有人矮，有人五官端正，有人鼻扁唇厚，各有差別。心智上的差別亦不難見到，如有人一說即明，有人則說半天亦不明。這就比較複雜了，因為加上一個「說者」，或者教師。

 

 前幾天，我遇見一位新亞書院歷史系的畢業生，目前在教署課程設計部工作。偶然談起他當年聽余英時博士講課，他說：〝余教授的課十分深，我們都聽不懂。〞

 

 我問：〝甚麽是深？是教授講不清，抑或學生聽不懂？兩者是否同樣是教授的過錯？〞

 

 他聽完大力拍打額頭說：〝你說得這麽清晰，怎麽我從來沒有想過？〞

 

 然後，他靜了片刻，續說：〝那年代，錢穆教授偶然從台灣歸來講課，我去旁聽，同樣的課題，我聽了即時明白，而且興趣盎然。〞

 

 我對他說：〝你現在做課程設計，請緊記我這忠告，一切課程內容的編排和敍述，一定要以學生為本，不要故作玄虛，更不要以難為學生為目標，而要為學生着想，教他們認識自己是一切知識的擁有者，不是受試者，更不是接受者，而是主宰人。在歷史上，有些教師確信自己是唯一的知識擁有者，用盡權力叫學生相信學習十分困難。另一種教師則相信自己是知識的促進者，想盡方法讓學生擁有它。今天，互聯網已經把多數知識放在每一個人的「彈指間」，你們的課程設計，可謂再無用武之地了，請多多思想可以有何創新。〞

 

 他說：〝收到了，教授。我以前一直以為學生之間有差別，沒想過，教師之間亦有差別。也許是尊師的思想在作祟。〞

 

 

 怎樣測試心理特徵？用甚麽做參數和標準？智力究竟是天定而不變嗎？為何有些天才生活唏噓？這些問題歷經心理學先鋒尋索，至今只有敍說，沒有肯定答案。

 

 值得注意，數位著名的尋索者都是科學家，以數為量，卻都以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表現為主體，尋找幾乎揣摩不着的問題和答案。古希臘哲人有言：〝世間充滿奇跡，沒有可比人更奇妙。〞所以，誰人自認明白人是甚麽，實在無明。

 

 下面簡述心理測試尋索者的其人其事，有助了解心智的點滴。

 

 

 高爾頓（Francis Galton）於1822年在英國出生，聰慧過人。他兩歲開始閱讀，五歲可以讀任何英文書兼懂拉丁文和法文。他六、七歲與《伊利亞特》和莎士比亞詩劇為伍，閱讀興趣和能力都遠離同年的孩子。他是《進化論》學者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兄，兩者的祖父是著名的醫學和植物學家。

 

 在學校，他的成績一般。入了劍橋，他因為成績不能優異而患上神經衰弱。他時常感到心悸和頭暈，連看見書報都即時煩悶。他離校回家休養。

 

 久思以後，他決定不為成績榮譽而競爭，甘心做一個普通學生。他回校完成了學業，並完成醫學學位。但是，他不行醫，而去非洲探險，為皇家地理學會繪製了大量地圖和搜集地理資料，成為傑出的探險家，被該會授予金獎。

 

 高爾頓於1853年結婚，在安定的生活中進行實用裝置的發明活動，同時研究氣象，頗有成績。

 

 1859年，他的表弟發表《物種起源》，引起他很大興趣。他決定研究智力的遺傳性。他推想，人類的進化，有些人極可能通過最發達的大腦向子孫傳遞優越心理特性。於是，他檢查和統計，過去40年間在劍橋大學古典和數學科目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的家庭背景。

 

 結果如他所料，成績超人的學生，大多數是社會成功者的後代。他於1865年發表該項研究的結果，即時投身研究一個首創的問題，即尋出可以計量智力的「物質」。

 

 1884年，他在倫敦國際展覽會上擺出一個小平台，名為「人體測量研究室」，招人付出三便士的費用，即可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徵，包括：反應時間，視覺敏度，聽覺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能力，拉力，擰力，吹氣力，呼吸力，肺活量，身高，體重，臂長。

 

 那是度量人體和能力特徵的第一次嘗試，竟吸引了9337人花錢參予，儘管得來的數據沒有甚麽整體的意義。對於哥爾頓來說，意義卻大了。他運用比利時天文學家奎特勒（Adolphe Quetelet）於1835年發明的「常態分佈曲綫」（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俗稱「鐘形曲綫」（Bell-shaped curve）對比他所得的各種數據，興奮地發現，人的許多身體和心理特徵，分佈正符合鐘形曲綫。

 

 如是，高爾頓武斷地宣佈一個新的術語：「優生學」（Eugenics），用以說明，由於遺傳，有些人生來比其他人的智力更高，而且做人的成功率亦高。據此，沒有心理學學位或教過心理學的高爾頓，被公認為心理測試的創始人。

 

 不但如此，雖然他的優生學思想沒有成為今天心理學的一部份，它卻成為歐洲人和美國人的信仰，直至今天。

 

 具體說，高爾頓倡議，一個進步的社會，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具有優越天生能力的優生者一定會得到成功。所以，一個社會要保持進步，應該鼓勵優生者生育子女，同時禁止缺乏智力的民眾生育。

 

 高爾頓的觀點在美國和納粹德國得到廣面發揮。前者在十九世紀從非洲買入大量黑奴，視之為原始人。後來又輸入大量亞洲移民，同樣視為劣等民族。納粹德國則鼓勵純種雅利安人大量繁殖，並確認猶太人和其化劣質人種應該被根除，大量殺害。

 

 

 高爾頓時代的英國，心理學並不受大學重視。但是，從德國學習歸來的多數心理學者，一致公認高爾頓為「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創立者。

 

 理所當然，新的心理測量在美國最受歡迎。搭橋者是一位敢作敢為的卡特爾（James Cattell）。他生於1860年，在美國大學畢業後，於1883人去德國留學，師從心理學「內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的創始人馮德。但是，他很快便自有主意，研究人的反應時數（reaction time）。他於1886年取得博士學位，去倫敦拜見高爾頓，即時被他的魅力臣服，公開說：〝他是我認識的最偉大的人物。〞

 

 1888年，剛滿28歲的卡特爾被聘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是美國第一位心理學教授。以後，他致力研究心智測試。

 

 1891年，他轉去哥倫比亞大學當心理系主任，從始每年對新生進行他設計的測試。並計算智力測試分數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數。10年以後，他的一位學生用所收集的數據計算，運用「高爾頓 — 皮爾遜相關」程式計算，得出一個使人吃驚的結果，即兩者的相關性極不明顯。

 

 然而，卡特爾的運氣來了，因為，美國的大學影響社會至大，尤其是著名大學。卡特爾在哥倫比亞大學每年帶領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約為200人。他們被分派到其它大學任教，自然發揮自己教授的學說和研究方法，用他們寫成的教科書。這種影響是中國大學所無的。

 

 美國社會進入二十世紀，工商業蓬勃發展，軍事訓練亦然。卡特爾與他的學生設計了多種心理測試，把心理學引入商業領域，幫商界選擇人才和訓練人才，又幫國防部選擇士兵的工作和升級分配。於是，一個「心理測試運動」驟然興起，成為美國的時代特徵。

 

 

 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這一名詞傳入美國以後，配合新大陸權貴人士對個性的重視，即時成為日常談話的內容。心理學家的興趣更為高漲。1917年，美國心理學會的年會，有一半的學術報告講述個體差異的研究過程和結果。

 

 然而，心智的定量測試，還要由歐洲人創生。他們是法國的比奈（Alfret Binet）和西蒙（T. Simon）。

 

 比奈於1857年生於尼斯，因為幼年父母離婚，他相當內向，卻喜歡獨立學習和工作。結婚生育以後，他喜歡觀察自己的兩個孩子，二歲和四歲。為了測試他們的思維特點，他設計幾個測試，分別考究他們對日常用品用途的判認，對兩堆豆子大小的沽量，對物體變動和恒定的辨認等。他用得來的數據寫成三篇論文，於37歲那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

 

 1881年，法國實行强制性普及小學教育。1904年，領導者承接優生論的信念，決定通過考試，挑出心理遲鈍的兒童，置入特殊學校。比奈和西蒙給派出用場，為公立小學設定一個「智力測試量表」（Mental ability test inventory），廣面應用。

 

 在實踐過程中，他們悟見一個革命性的理念：心理遲鈍兒童的智力與正常兒童的是同樣的智力，只是前者的發展比較慢。這樣，他們創立這樣的概念，即智力所測量的結果，就是一個小孩對「量表」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否等同他同年歲的其他小孩的回答，或是落後。

 

 他們根據大量的數據，計算出每一年齡小孩的平均分數，用以確定智力的「心理年齡」（psychological age）。這一概念代替了高爾頓的人體測量法。

 

 經過不斷的修改和完善，《比奈 — 西蒙測試》給受試者確定他的心理年齡，用以確定他的心理功能程度。他們定下，如果一個10歲小孩只有2歲的心理年齡，他是白痴。如果他的心理年齡是2至7歲，就是低能。此外，一個成年人的心理年齡是七歲，他就是一個弱智者。

 

 我們今天清楚看出，這種評定很不正確，而且也不實際。然而，作為一個創新，它在那年代中是十分進步和有用的。1912年德國心理學家斯端（William Stern）提出一個更為有用的方法。他用一個人的心理年齡除以他的自然年齡，得出的是該人的「心理商數」（psychological quotient）。這便是我們今天廣泛應用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最早名詞。

 

 智商（I.Q.）可以表示一個人的心理遲鈍或超前程度。比如，一個6歲小孩如果心理年齡是3歲，他的智商（I.Q.）是50，（即6分之3 x 100）。同樣，一個5歲的小孩的心理年齡如果是8歲，則其 I.Q. 是160了，被認為是一個天才兒童。

 

 由是可見，I.Q. 是一個十分方便而有用的東西，可以界定一個人的心智情況，亦可以預測他的發展潛勢。

 

 不過，智商不是一把尺，可以準確度量一個人的高度。它雖然是一個為眾所公認的「智力尺度」（公認即可接受，尤其在民主社會裡），它的準確性含有很多問題。假如我們不認識這些問題而去用它，可以引生很壞的結果。原因很多，包括堅持「智力不可改變」的信念。憑着這一信念，同時又應用任何不準確的智力測試去度量一個人的I.Q.，可以把一個人誤認為一個天才，或者一個「蠢才」，不可有任何改變的機會。

 

 

 美國是一個移民構成的新興國家，早到的白人掌權以後，大量引入黑奴和其他移民，大家都望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迅速攀升。在動盪的社會中，掌權者急需一種足以分化智能的工具，以及讓劣等人民接受自己低能事實的科學依據，只顧努力工作，不求越出自己的遺傳命運。

 

 心理學家哥達德（Henry Goddard）應運而生，登上這樣的舞台，大事發揮。他畢業於名牌大學，師從盛名的賀爾教授（Stanley Hall），於1906年出任新澤西弱智兒童學校的校長。

 

 他是在美國大規模應用《比奈 — 西蒙智力量表》的第一人，首先測試公共學校的2000名學童，用結果尋出一些低能的學童，分派入特殊班級。在接着的六年內，他推動全州的公立學校啟用同一量表，並向教師宣傳它的科學性，訓練他們幫他挑出低能學童，注入特殊班級。

 

 與此同時，他又向全社會宣傳 I.Q. 量表的重要性，教法院、管教所、軍隊、和商業機構使用它來確定「智力缺陷者」，給予適當處理。他們師生二人又主張一個信念，確認低智商者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用行政方法積極解決。

 

 他們的信念和理據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但是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眾相信是十分科學的。他們更宣傳，白痴和弱智者不是社會的威脅，因為他們多數沒有機會結婚生育。但是，「高級智力缺陷者」則多數犯罪，而且多數生育，繁衍更多遺害社會的新生代。所以，他們主張美國立法强制執行「優生絕育法」，不許弱智者生育。到1931年，全國有27個州頒佈法令，對心理缺陷者進行强制絕育手術。這一權力持續到二十世紀60年代，纔因為「人權」呼聲高漲，而心理學家更指出智力測試欠缺完善，而且高度「文化重載」（culturally loaded），致使受試者如果不熟悉美國語文和文化，必然得到低分，I.Q. 的廣泛使用方得到終止。

 

 在此之前，哥達德曾多次在美國國會聽證會倡導他的「遺傳論」和「社會危害論」，獲得多數國會議員的讚同。他又受美國移民局任命，在自由神像旁邊的艾利島上對新移民使用比奈 — 西蒙量表，甄別到岸等待入境的新移民，挑選適當和不商當的入境者。他的工作不但拒絕許多從歐洲前來的新移民，而且使1924年的國會頒發法案，減低20%的東歐和南歐移民配額，理由是他們是低能者。

 

 

 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好的和壞的事情同時發生，互相競爭併存。就在哥達德與他的伙伴們用遺傳說在社會興風作浪之時，另一位土生土長的心理學家在運用比奈 — 西蒙量表之時，發現它的不少錯誤。他是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系主任杜曼教授（Lewis Terman）。他是一個農戶的兒子，兄弟姊妹14人，他排行12，在貧窮的農地成長，卻於1905年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

 

 他用當年流行的幾個智力測試向大量幼童和少年進行測試，得到大量數據顯示，那些量表差錯甚大。於是，他與8位同事和62位教師合作，最後設計一個新的量表，名為《史丹福 — 比奈量表》，並用各種受試者的表現進行統計檢驗，得出「標準」。

 

 根據這一標準，在史丹福 — 比奈量表中得100分者佔標準樣本人眾的大多數，得130分或更高的，則比總人口99%的人更為聰明，而得70分或以下的，則比總人口99%的人笨拙。

 

 對於怎樣應用智力測試及其結果，杜曼教授建議人們用積極和容耐態度對待學生和群眾。他說：〝我們汲取了誤用智力測試的教訓之後，再不該因為工作效率不高而責備那些心理有缺陷的工人或學生，更不該對那些有心理缺陷的罪犯進行囚禁或吊殺，因為這些人沒有能力掌握社會的行為和要求，缺乏一般人所有的智力。〞

 

 細讀杜曼的說話，可以明見，他仍然相信天賦智力和遺傳，祗是他表現別人所無的同情心。他仍然是一個標準的美國人，十分相信「測試決定一切」。不過，他的量表得到廣泛的應用，幾乎是各級學校必用的對學生分類的「科學工具」。及後，它又成為軍隊分別士兵的工具。

 

 

 傳統的智力測試是由心理學家向受試者一對一地進行測試的，十分專業，同時亦十分「勞力集中」，不便於普遍應用。

 

 一場革命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1917年，美國參戰，心理學會立即成立專案委員會，研究心理學可以為戰時國家提供哪些服務。委員會成員包括哥達德和杜曼，更有哈佛大學的耶基斯教授（R. Yerkes）。

 

 該年8月，耶基斯被任命為陸軍少校，領導40名心理學家設計一套便於應用，並準確地檢查數十萬軍員，一方面清除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低的人，另一方面類分各種能向，並在能力最高群中，挑選出可以培訓成為特種工作的强者。

 

 不出兩月，他們出版一套《陸軍甲種測試》（Army Alpha Test），和一套《陸軍乙種測試》（Army Beta Test），即時投入應用。前者的內容主要為言語和推理。後者為文盲士兵而設，內容用圖形代表，試題的回答方法由主試者大聲說明。

 

 在戰爭期內，共有170萬人受到測試，由300名心理學家給每人打分，並為各人推荐合適的軍中工作。更重要者，儘管有職業軍人反對受試，有20萬軍官因為受試分數高而獲得提拔和升級。由此，《陸軍甲種測試》在戰後得到爆炸性的擴張應用，滲透全國學校和工商業組織。

 

 大量的統計證據促使智力測試廣泛應用。英國的統計學家和心理研究者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用數據展示，心理能力多數是互相關聯的。比如，具有豐富詞彙的人，在算術和其它能力中亦得高分。他斷說，天生的一般性智力是所有特殊智力的基礎。他稱這種智力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 或 g），是天生的。

 

 他的科學理論（即基於統計數據），促使西方學校對學生進行早期分類，把智力不高的學生導向職業性和技術性的課程，準備他們讀完中學便做「藍領」工人。

 

 與此同時，各式各樣的「性理向測試」（aptitude tests）被設計出爐，以測試人們的音樂、機械、圖樣、語言、人格、知覺、情緒等。在二十世紀初的30年間，心理測試成為貫撤美國各行業的流水運作，同時亦是蓬勃增長的企業。

 

 等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心理測試即時成為戰爭事工的中心部份。美國需要用最短的時間有效地區分數百萬來自社會各層各區的青年，動用各人的天賦能力，分別培訓，成為有效的戰士和機械員。為此，數萬心理學家創製了新的「鉛筆和紙的自用測試」（paper and pencil self-administered tests），即時投入應用。

 

 這種測試多數測量人的判理能力和抽象思維，連同各種性向和興趣，其結果被心理學家綜合應用和研究，給軍隊提供人力分類的依據。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常規學校和大學迅速擴張，更需衡量申請入學的人眾，而心理測試便成為最有用的區分能力的工具。新的心理測試則着重五個領域，包括：知識（knowledge），量的推理（qualitative reasoning），視覺空間處理（visual-spatial processing），功能記憶（working memory），和活動推理（fluid reasoning）。

 

 按照這些能力和潛力的測試數據，心理學家為美國人和社會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
— 臨床神經測定
— 教育分配
— 補償估計
— 職業導向
— 成人精神治療
— 法律證據
— 性向研究
— 心理輔導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受過一種或多種心理測試，用以決定他們的學業、職業、生活、或健康狀況和進程。就是說，心理測試已經成為美國個人及社會的重要部件。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見的，包括其他西方國家。

 

 

 結束本文之前，必須指出，心理測試是心理學家用以確定人的才能和潛能的科學手段和工具，原來是專業心理學家對人的品質的探索。但是，當它落到「政治運作」上，包括學校組織和運行，以及軍事運作，它就變為政治手段或工具了。這一變向沒有否定或者減低心理測試的價值和功用，卻歪曲了它的真正或正確用途，大眾應該知到。

 

 其實，任何科學工具都含有錯誤和變數的，測試人的工具亦然，而且相當複雜。早在1922年，美國專欄作家李業曼（Walter Lippman）便在《新共和》發起一場批判運動。他指出，廣泛的智力測試給窮人家的孩子和新移民的後代，貼上「次人一等」的永久標簽，因為他們缺乏語文能力和對美國文化的認識，在測試中必然得到低分。

 

 從那時至今，心理學家一方面尋找改善心理測試的方法，同時又明顯說明，在許多現有的測試中，存在嚴重的「文化偏見」（cultural bias），所以不適宜用來測試不屬於美國中等或以上「社會經濟階層」的兒童和成人。

 

 甚麽是「文化偏見」呢？不是可以簡單說明的事，本文暫放下不談。需要說明，任何人如果不從初生開始即以英語為母語的，如果接受現成的許多智力測試所得的分數都有偏差，包括接受譯為中文的測試在內。這些偏差有千絲萬縷的因素，只有嚴謹的研究可以尋出真相。卻是沒有需要的。最好的方法是不接受測試，或者接受了請專家解釋分數的意義。

 

 今天，人類同住在「一個世界」裡和諧共相生息，卻沒有必要用「同一種心理測試」去衡量自己的。應該說，這是人的基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