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心理學與禪淺說 （三） 我是，我有》__ 江紹倫

我是誰？我覺得自己存在還是我客觀存在？我有一顆心，我怎樣知道有心？

 

這些問題值得問嗎？有答案嗎？答案有何用？
這樣問是在做學問嗎？還是每個人都會自然地問？

 

嬰兒學會說話以後，多數會問說：〝貝貝乖〞。一方面問，一方面自我肯定。他的舉動是否說明他知道有我？

 

話說有一位德山和尚聽人說，中原的禪風很盛，多數人得悟，他很不服氣。

 

他挑着一部《金剛經》由四川往湖南走，前去理論人生。路上他遇見一老太婆賣點心，上前向她買食。

 

老人問：〝你挑着的是甚麽書？〞
德山：〝《金剛經》〞
老人：〝我問你一個問題，答對了我請你吃點心，答不對，請你另找食處吧。〞
德山：〝請快問，我餓極了。〞
老人：〝經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知你要點的是那一個心？〞
德山想不出答案，只好捱餓繼續前行。

 

這故事說明，如果我們不問過去、現在、將來、只顧活在當下，可以生活得清醒自在。

 

真是這麽簡單嗎？讓我們隨便說說。 

 有電視紀錄片說，在南美，有小孩為了上學，不惜撐船冒險，每天如是，在中國偏區，有小孩翻山過嶺，經過有蛇地方，走二小時路上學。在其它地方亦有相同的事實。

 

 你他許會問：〝值得嗎？〞，尤其知道，這些小孩可以學到的，限於認識一些字和數。

 

 假如你公開問，很可能有人聽見給你批評，說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同情那些沒有福氣讀書的小孩，而且不知「每人都有讀書的權利」，寫在聯合國宣言裡。

 

 我九歲時（1943-1944年）曾在廣東保安一條偏村裡生活一年，沒有上學，亦不識字。村裡共有73人，有4人畧識一些字的，其他都是文盲，包括做木匠的秀叔。

 

 後來我每想起那一年的生活，都十分愐懷。我平日捉鳥捕魚，看牛和幫忙耕作，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術，讓我一生不論去到何地，都能豐盛地過活。最可貴的是到秀叔那裡看他造水桶刻木和談天，聽他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該村的人生活頗苦，主要因為田地不多，有的亦為10家「中、下農」所有，其餘人家，多數做農工和打草伐木到墟裡賣，勉强維持溫飽。這樣的生活是「落後」和「貧窮」，但是，大家接受事實，在和諧安樂中「過世」。

 

 60年後，我重返老村尋找舊事，驚悉它變了，原先我認識的73人只剩下2人，其餘的已在多次「大逃亡」中去了香港。留守着的2人富起來了，因為所有房屋都變為出租的工人宿舍，連祠堂亦變為小商店。世上滄海桑田，自有外在力量促變的，而村中的秩序更不如當年的平定和溫馨。進步與落後，不易言說。

 

 人類的知識大分兩類，一是生活的，二是書本的。聯合國宣言所說的「人人有讀書識字的權利」，是否偏於一類而低看另一類呢？讀者決定。

 

 17世紀的法國哲人笛格爾（Rene Descartes）用一句詩寫人類知識的合法性：〝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 拉丁Cogito ergo sum）。

 

 400年來，不知有多少文人學者為這句話爭論，或者傾倒，因為它矇矓不清，詩的魅力竟佔據了人類如此多的精神，亦是妙事。

 

 「我思，故我在」是笛格爾認識論的起點，又是他懷疑的終點。他認為：〝當我懷疑一切事物的存在之時，我卻不懷疑我本身的思想是真是假，因為我此時已經確定自己思想的存在。〞

 

 實在，這不是甚麽邏輯，更不能說是事實。然而，這被稱為「建議」（proposal）的東西，竟然成為西方哲學的「知識基礎」（foundation of knowledge），讓知識在懷疑面前開展至今。

 

 笛格爾在《哲學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ly）裡說：〝吾人不能在進行懷疑的同時懷疑自身的存在。〞就是說，人有存在，方可進行懷疑。

 

 如是，不能說，「我思，故我在」這樣本末倒置的事。

 

 問題也許不在笛格爾，而在於那許多好「做學問吃飯」的人們，硬要興風作浪，把本來顯淺的事造成深奧。而在中國，最初翻譯者固然譯錯了，而以後的「學者」更照着譯文去思想，不敢提出疑問。應該說，「I am」不是「我在」，而是「我是」，就清楚了。「是」是真實而遠大的，大過「存在」。「是」是人的寫照，其中「存在」或「在」不過是一部份。

 

 笛格爾的深意是，人之為人，因為他有思想本質或能力。所以，拜托讀者，把他的話定為「我思，故我是」，就免除差錯和爭論了。

 

 我是就是。是甚麽呢？是上帝的給定？抑是我的主定？如果是前者，無需多說了，「清心的人有福了」的信念，說盡人生的一切。如果是後者，則千變萬化，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是」，只能做無限的排列和分析。亦是有趣而重要的，因為一個人若能看透了芸芸眾生，可以更清楚自己的一切。

 

 心理學泰斗弗洛姆（Eric Fromm）在《求有或求是》（To Have or To Be）裡說：人類有兩種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一為求有，另一為求是。求有者致力於物質財富的取得，權勢與私利的滿足，伴同着爭鬥和罪惡。求是者則心存博愛，慈悲又尊重人性。他豐足愉悅地生活，並深深地愛敬天地人間。

 

 近60年間，人文心理學及積極心理學成為西方心理學的主流，心理學家一致認為，一個人的成功生活從「認定本真」出發，讓自己從生活中的眾多桎梏中解脫出來，在不貪婪、不虛、不違背良心的原則中，開發自己的性向興趣及潛能，進行自我創造和自我完成。這種生活是精進（flourishing）和留心（mindful）的，凡事都察覺他人的存在和利益。在充滿鬥爭和競爭的今天，成功的人生應該從謙和地與人進退的態度着眼，積極地自助自人，感恩實有，滿足豐泰吉祥。

 

 弗洛姆不是空談理想之輩。他本人歷經戰爭、離鄉、移民之苦，在專業上接觸病人的悲哀、抑鬱及精神崩潰，悟出人生真諦。他提出每個人都一樣，要發現自己，就必須尋找「心安」，排除孤立，在安穩中建立自信，養成奮鬥（striving）的習慣，趨向成熟而負責的人生道路。

 

 「我是」的發現，伴隨不安和孤立的感覺，從嬰孩脫離母體開始。所以嬰兒往往哭啼，要求母親或看護者到來。心理學家在20世紀後期用臨床方法研究嬰兒的活動，發現從滿月開始，嬰兒在溫飽之後進行用自發的聲音作伴。直到他學識講話與他人溝通，嬰兒有一年多的時間自己「學話」，用以排解孤獨和進取環境中的「迴響」。這是建立自我和自信的原始行動，是有語言的人所獨有的。

 

 人的語言（語文）有無限權能，可以溝通心意及與他人相通，更可超越時空，成為長久甚至不朽的記述。它又是人們藉以夢想、幻想、創造、審美的媒介，實是「我是」的最重要的「我有」。

 

 弗洛姆14歲時遇見戰爭，開始研究人的「社會行為」，以後敍說在八本巨著之中，包括1979年的《人類破壞性的解剖》（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和《人心》（The Heart of Man）。但是，他更着重宣揚的是人從善積極的一面，怎樣用慈悲與孕育方法成長小孩和他人，造福人間。他對愛的敍說涉及家教，特別是禪學，以後將有另述。

 

 下面，我折射到佛家對現實自信的智慧，淺說人怎想建立我是和自信。

 

 禪智經常提及一個「空」字，頗受大眾所誤解，多數以為它是一種退縮和消極的做人態度。其實不然，它是積極建立自我和自信的基本智慧。
 
 簡單說，「空心」是不執着的開放的心。一來是用開放態度觀看和觀照萬物，親近大自然的現實秩序和美境美意。更重要的是不執着名、利、物質享受和權勢操縱的欲望和必勝企求。

 

 六祖慧能的《壇經》說：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用日常話講，菩提即是健康快樂的人生，是住在心中的。所以一個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本性和目的，最好的景地不在虛渺的天堂，而在當下的生活裡。

 

 慧能教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必須做出正確的抉擇和判斷，從而發揮自主的創造力，即佛學稱為「般若性」的能力。

 

 武俠小說有這麽一則故事，在蒙古大漠中，有勇士遇着太極拳高手。前者展示他養着的巨鷹，一吹哨，牠便飛去遠處捉着一頭野狐回來，讓勇士剖開牠的心房吃了壯氣。太極師看了一方面嘔心，一方面教勇士知道一種更大的力量。他向勇士討來那一頭巨鷹放在掌上，請勇士命牠飛揚。然而，奇怪的事出現了，巨鷹不斷拍翼意欲高飛，卻怎樣也無法騰空。牠拍了一陣感到驚恐，哀鳴了幾聲便不再展翼了，讓勇士見了亦驚奇不盡。實在，巨鷹的動力被太極師的空掌抵消了，所以無法展飛。這就是空的動力。

 

 這種動力是超越，是一切矇矓和慾望的超脫動力。慧能在同經裡說：〝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般若三昧自在解脫。〞

 

 所謂六識是感官的見聞所識的世間現象，包括眼、耳、鼻、舌、身、意。

 

 心理學的知覺（perception）同是六識的運作。但是人類從見、聞、感所得的現象材料，必須經過心的判認和抉擇，方成意義（meaning），然後發出反應。那麽，當人們不執着認定一時見聞所得的是「真」，而只是現象（phenomena），他即可以自由用心了，最後獲得正確（即有意義）的判斷。自由用心就是思考。或者，更正確地說，是醒覺，包括綜合的思考和醒覺，不限個人。

 

 同一經文說：〝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再說深一點。佛有「不二法門」，即超越入世與出世的方法，超越公益與私慾的方法，超越利己和利他的方法。一句話，即所謂客觀公平的方法，合稱為「平等性智」。

 

 可惜，現代人多數傾向以「有」為價值，不論己認或認人，都看是否有錢，有屋，有車，甚至有權，而定為成功。同時，為了顯示我有，大家都做自我包裝的工作，其詳情不需多說。

 

 然而，解脫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我們都生活在現實中，有你有我有他，更有無限的物品，以致今時大家拿在手中的「智能手機」，足以通達萬里萬事，並與千里以外的相熟或陌生對象互通心意。這樣，要解脫固然不太可能，要超越就只能依靠自信和淨心了。

 

 從生長發展（growth and development）出發，「我有」和「我是」表現在兩種不同的心態之中。前者建立於屈從或心機運用的習慣中。後者建立在獨立自主和負責的心境中。

 

 父母管教子女，如果凡事動用權威和恩惠的權能，可以在潛移默化中造成子女屈服，爭取讚賞，逃避責難，以及誇耀自己成績的心機運作，沒有剛正獨立的浩然之氣，甚或不敢是其是、非其非地肯定抉擇。

 

 比對之，我是之心是自信的表現。個體具有清醒冷掙的判斷能力，即使有錯，亦毅然接受，並改過從善。這種人格生於父母和師長的長期尊敬和尊重，真心愛護和關懷。在真心養育的環境下，個體無需時常提防，而同樣用和平之心應對一切大事小事，人情和責任。像孔子說的，〝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

 

 我是的心奠基於文化承傳之上，有根有源，不像浮萍那樣隨水飄流。兒童心理學家比度恒（Bruno Betteheim，1903-1990）在《魅力的善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和《兒童對意義的幻想》（The Child’s Facsination with Meaning）裡敍說童話的教育意義，說明民族的傳說和故事怎樣啟發兒童生出自信和自重。

 

 他說：〝當前養育兒女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是幫助他們找到生命意義……每個人都必須學會超越自我中心的猍窄藩籬，不只為了生存，而相信個人可以在生命的某一時刻，貢獻他人和大我。對於這樣的重大責任，沒有甚麽可比父母的影響更為重要。其次是文化傳統，由父母對幼兒講述生活經驗，和民族的神話故事。〞

 

 比度恒是一位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心靈受過很大的損傷。他移民到美國之後，專門研究和治療患着「我向」孤僻兒童（autistic child），取得很大的榮譽。不過，他似乎仍然不能適應美國的感性文化和實證主義生活，那種「我有至上」的普遍心態。最後，在86歲高齡的時候，他竟自殺了，用一個簡單的膠袋蒙頭窒息而死，那種美國人即用即棄的東西。

 

 有人比較崇尚人文精神的東方文化，和重物的西方文化，只能說各有選擇，不能評價。但是，值得注意，在西方的感性文化裡，倫理已經被法律取代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財產、權利、秩序，都由法律條文所規限。但是，法律條文複雜繁瑣，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人們面對的只有一個「不懂法而犯法仍是犯法」的判斷，只能無奈接受，沒有反駁的權利或自由。至於有錢人可以「合法地」避免法律的制裁，更是普遍受人接受的事實。這是心機（games），是「有者」的專長和特權。

 

 我有的文化價值直接帶來富裕和官感享受，卻未必讓其擁有者享受滿足和幸福。實在，我們觀看那些億萬富人仍然每天苦勞着怎樣獲得更多，可以明顯知道，他們沒有滿足的快樂。

 

 我有和我是並不互相矛盾敵對，是可以同時建立的，只是必須「有」得適可而止，表現在平淡生活裡，配以自主的人生目的和自享的人生意義。

 

 方法是解脫「有」的執着，以及對愈多愈好的迷惑，更不要物化自己，用有來建立自我價值。

 

 當一個人認識到實現「我是」是本，而獲取金錢權勢是末的時候，他已經找到了「是」的價值，踏上成功人生的坦途。心理學與禪都稱這為自覺（self-awareness）。

 

 孔子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慧能說：〝無念念即正，有念念即邪〞，兩人所說的是空心而成功做人的同一道理。

 

 現代心理學泰斗弗洛姆在《人心》和《生之藝術》（The Art of Being）兩書敍說人的覺悟過程，說明小孩子從2-3歲開始，便知覺羞恥。他們選擇用衣服和美麗衣服遮身，即是「自覺」的舉動。

 

 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Freud）研究人心和意識，提出人心有三個層次，各有動力，一是本我（id），二是自我（ego），三是超我（super-ego）。

 

 本我的原動力是「利必多」（libido），受快感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所支配，凡事都求取即時的滿足。在潛意識中，每當個體受到內在或外在刺激即緊張起來，要求即時解除，不管手段是否合理。這是人的原始獸性根源。

 

 哲學心理學家阿德勒（Adler）稱本我的動能出於人的「爭勝意志」（Will to above），貫穿西方文化。另一位心理學家沙利文（Sullivan）則認為，動能出於內心的需要和外來的引誘。前者是安全感，後者是各種物質的貼身享受，包括異性的性享受。弗洛姆（Fromm）則把本我的需要提昇到更高的層次，包括自由、關聯、愛、和創造。

 

 這些解釋和主張都是人性中的「動能集合」，而本我的本質仍是一樣，即：「我要，一定要，即時要！」它是自私的、反群性的衝動行為。應該提出，在現實生活裡，本我的動能必然要遇上阻止的，不一定能夠滿足。此時，據佛洛伊德及弗洛姆說，個體可以用其它心理機制應付，像幻想、夢、逃避、或者遺忘。不過，這些都可能引生煩惱和壓抑，形成心理失常。

 

 好在，神奇的人具有自我，足以化解本我的種種困難。

 

 自我遵照「真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而行。它了解生活真實裡的人事物事，用智知促成自覺（awareness）去處理事物，和理依德，導向滿足快樂。自我由知識、傳統、和智慧導航，應用自我的功能處理當下的大小事情人情，清醒、明智、留心和醒覺地生活，無怨無悔，獨立豪邁，呈現出人的權能和高貴。自我又是本我與超我之間的「和事老」，現實地緩和本我的即時需要，巧妙地調和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與困難。

 

 超我明辨是非，堅持何事應該高尚，何事可恥賤惡，何為有道和霸道。從消極看，它管制人的行為。從積極看，它導人追求理想，以及行善求道。

 

 近日有一套南韓電視劇集，名為《太陽的後裔》，用現實生動的人性表現，把忠於「醫生誓言」的理想呈現給觀眾欣賞。在第一集裡，隨着特種部隊到一個中東國家服務的一名青年外科醫生，遇見一個病人需要即時動剖腹手術救活他的生命。當時突然出現一隊軍官命令她「不能做」，用槍指嚇。在間不容髮之際，特種部隊隊長問她可否不救人，她說自己必須忠於誓言，以病人的利益為重。結果，隊長用手槍指着當地的軍官，讓醫生帶病人入室開刀槍救，最後成功。

 

 另一集的一幕更為動人。特種隊和醫生坐直升機離開現場，在空中看見當地發生嚴重地震，房屋倒塌，人們忙於逃命。醫生要求成隊人員立即歸回當地，〝因為他們此刻最需要我們救護〞。隊長說：〝你是否要我們同歸於盡？〞醫生說：〝我有責任救傷，不管自己的安危或其它任何原因。〞結果，他們回到原地救亡，發出火花，亦經歷許多叫人流淚的抉擇和情感分享。

 

 這醫生的作為就是超我的光輝表現。

 

 醫生是「有」的人，有專業知識和治病的技術。她的「有」和「是」密切關連。我記得《醫生誓言》裡的一段這樣說：〝我緊記我仍是社會的一份子，承擔一種特殊的責任服務我所屬的人類，不管種族、宗教、文化、或者任何景況或意見的差別。〞

 

 《六祖壇經》說：〝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我是的心是寛宏的，不執着，亦不入是非。它視人視物如己，用愛去包涵和欣賞人與人的分別，當敬愛一切的（本我）衝動變為（超我）的理智行為之時，我是和我有融而為一，發揮人的最大權能。

 

 我問過幾位中國大陸醫生，都說沒有聽過《醫生誓言》。我想，近年來頻頻傳出醫生如何向病人索取各種非正常的費用，不知是否與沒有誓言相關？

 

 我又想，西方國家的醫生，全都於畢業時立誓，不知有多少百分比在三、五年後，時常記得誓言的內容？如果不緊記着自己身份特別賦有的責任，那宣誓與否亦是一樣。

 

 對於普通人而言，每當一個人叫響自己的名字之時，即等同宣示「我是」，內涵自豪、驕傲和滿足。至於「我是老師」或「我是億萬富豪」，並不給「我是」加添多少光采或滿足。實在說，加添的應該是我上面提到的責任：〝I will remember that I remain a member of society, with special obligations to all my fellow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即我將緊記……承擔「一種特殊的責任」服務我所屬的人類……。

 

 近年有不少人感嘆，人類社會急速變化，而我們的學校仍然是300年前的模式，迫學生求取知識和記憶。我們的聯合國持續宣傳「兒童有上學的權利」，盡管一些兒童必須每天冒着生命危險去學校學習書本知識。不知何時，人類方有集體醒覺，把本心歸還給每一個人，讓他們自然自主地學習，發揮人性的無限權能？

 

 那時候，人類一定會止戈興仁，講信睦鄰，在世界和平中高喊一聲〝我是人！〞震撼星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