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心理學與禪淺說 （六） 關心自殺（上）》 __ 江紹倫

 

今年2016年第一季，香港有26名學生自殺身亡，震撼許多人。對此，教育署只設諮詢小組對之，沒有直接關心。

 

網上訊息說明，2010-11年，香港有87名18歲以下兒童少年自殺身亡，其中最小的袛有10歲，原因是擔憂未來，一是學業，二是與父母的關係。

 

美國那先進國家的自殺人數是天文數字，可以隨便上網查明。2008-09年，全國有8.3百萬18歲以上成年人想過自殺，佔人口的3.7%。2014年，自殺至死是美國人死亡原因的第10成因，每年有42773人，造成44 billion美元的損失。看見此數字，我即時的反應是，不知為何又怎樣計算金錢？可見美國人對金錢興趣多過人的價值！

 

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怎樣走到這樣的地步？我們可以怎樣關心和防止自殺？在美國，「防止」自殺的醫學和非醫學花樣很多，都是收費的。鮮有人想，假如自殺可以花費防止，就不會死人了。假如美國人會反思，一個物質豐富的社會為何人心不安，達到絕望自取生命的境界，也許有用。網上有五花八門的數據可查，但本淺說再不提數字了，因為數字最容易轉移注意，叫人忘記生命價值。

 

 你聽過〝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句話嗎？會不會覺得既瀟洒又高貴？假如會，那請你靜靜再想一回。

 

 先說它的來源。似乎是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所引述的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Petofi Sandor, 1823-1849）的詩句。我不知是誰的譯文，卻懷疑最後一句是否譯錯了？。試想，為了自由（一種意態概念），要拋掉它和生命，成理嗎？不可以兩者都留着嗎？或者選擇其一。就是說，假如犧牲自我而留着自由，或者相反，才有一點價值？

 

 人是有選擇本能和需要的，一切由己。我讀裴多菲的《民族之歌》，他說：〝起來，匈牙利人……願意做自由人呢，還是做奴隸？你們自己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說的是選擇，不是「兩者皆可拋」，是莎士比亞的〝To be or not to be〞選擇。

 

 生命可貴，而且必須珍惜。不幸，像魯迅和胡適那代文人，從外國學了一些星星火點，就要拿來向中華民族放火「燎原」，結果害了萬千人民的時光和生命。胡適有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個人的一生亦非如此的，不必評說。

 

 搧動血氣方剛的青少年是相當容易的，所以文人學者講話，務要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生命的意義和責任，不能求一時的個人光輝和影響權力。問題是，受到搧動的青年不久便變成子女的父母，以及社會領袖（包括教師），把他們受騙的思想和信仰傳給後代，持續蒙蔽一代又一代的同胞，再記不起自己民族的悠長智慧。

 

 今天，我們追討歷史人物的功過，本身意義不大，因為只是文字遊戲。重要的是整理不同文化對生命價值的思想和處理，做好珍惜生命的實際功夫，為了自己和後代。

 

 簡單地說，西方文化，從希臘到現代美國，堅信人的價值客觀存在，高者由上帝決定，一般由觀念決定。雖然弗洛伊特從人的心靈深處分析，設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但是，這些「我」都是可以拿來分析的，具有客觀成份。西方文化醉心科學和競爭，兩者都把「人」放到公開客觀的平台上「分析」和「了解」，疏忽了人有「自決」和「自解」的能力。就是說，人變為非我所有的「可憐蟲」。即連存在主義哲學，亦只能重視人的「當下」，沒有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

 

 東方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相信「天地人合一」，把人的價值等同宇宙萬物全體，亦把人的責任放置在保持宇宙共相生息的架構中，我們同樣重視人心自由，但是，人心自由本身獨立，不像西方那樣穿插在國家權威和公民自由之間，成為被動的東西。譬如，傳統中國人不志向救世，即使像孔子那樣的聖人，亦有退而教學的時刻，其他更退穩山林，自求安樂。所以，每當我遇見有人要為我爭取自由之時，我即回應：〝不必了，請你自重。〞

 

 我們追索西方今時權威的來源，如於《舊約聖經》的《創世紀》篇。它記載了阿當和夏娃的行為和下落。在伊甸園裡，天父告訴他們不要吃樹上的果實，但他們採吃了。本來那是人之常情和愛吃的本性表現，但是上帝在盛怒之下，趕他們遠離家園，並判他們「墮落」，定為「原罪」（original sin），連子孫也不能免。這就是絕對權威，不需要「講理」。

 

 這種絕對權威後來演為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僧侶極權時代，然後是啟蒙時代的人的醒覺，催生成理性時代。在那數百年間，西方人的內心奮鬥，沒有擺脫權威至上的信仰，只留下「唯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依賴。在這信仰中，西方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去非洲搶掠，到全世界不信「福音」的國家建立殖民地。沿至今天，美國面對清醒的全人類，用殺傷力量大的武器進行打殺，為了那些並不由全世界多數民族相信的「普世價值」，反對他人的自由和生活模式的選擇權利。

 

 本着絕對權威，西方思潮把時間和存在分為此岸與彼岸、有限與無限、本體與他體、現實與構想、情感與理性的兩極，互相對峙，造成鬥爭和不安。

 

 莎士比亞用長詩和悲劇寫出善與惡、愛與恨、情與慾、孝與自私、曠達與貪心，苟存與不朽，煩惱與安心等對峙的心緒，揭開人類的不停鬥爭，演為悲劇。《麥克白》（Macbeth）的慾望膨脹，使他陷入空虛及了無意義的人生。奧塞羅將軍（Othello）無止境地追逐金錢、色慾和權慾，毁了愛的世界。《丹麥皇子》（Hamlet）在抉擇中備感孤獨無助，發出〝生耶？死耶？〞（To be or not to be）的呼喊。而李爾王（King Lear）瘋了，失去人的本性。總結這一切18-19世紀歐洲人的狀況，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裡說：

 

 在追求時瘋狂
 佔有時也瘋狂
不管已有現有未有
全不放鬆

 

 今天，兩世紀後，人類反思及觀察現況，可以明見莎翁早就預言西方人的發展。美國被譽為「最進步」的國家，積極為他自構的「防衞需要」幻象而研製儲量最大的核子武器和化學武器，威脅世界和平。最大的傷害是美國人的「不安」。

 

 數據顯示，美國人不但瘋癲者最多，而且自殺率亦最高。美國擁有世界最多的心理治療師、精神病學家和各種層次的心理輔導員，仍然不足應付需要。

 

 美國領導層時常說「人權至上」和「自由平等」。最近，奧巴瑪總統更要到日本廣島的原子彈廢墟裡「講道」，要求人類停止不必的「核武比賽」。

 

 生命價值起於生命意義。

 

 生命意義不是虛言，而是由積極生產和人間互動互愛促成的。
 
 就在西方人努力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時代，耶穌會神甫把中華智慧傳去歐洲，引生了歌德、萊布尼茲、伏爾泰等許多思想家和文人的積極反映。這些及更多的思想家，一方面促成了法國革命和美國立國的歷史。在意義更長遠的另一方面，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成為西人研究儒學並運用《易經》的第一位大學者。他被公認為等同牛頓的微積分數學的創始人，更運用了「先天八卦」的智知，創立了數學的「二進制」。1701年，他在巴黎發表「二元算術」之時，附文說明「六十四卦」的用途。今天，假如有人手拿智能手機而埋怨中華古時智慧落後，應該查看歷史，看清電腦是依據怎樣的數學和心理理論發明的。

 

 萊布尼茲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可說是得天獨厚的幸運兒。他研究的學問十分廣濶，而且成就超卓，著作等身，不可盡列。讀者如有興趣，可以上網You Tube 看〝Leitniz the wild Genius〞，說述今天美國人怎樣無知及醉心金錢和權力，假如能夠向Leitniz學知科學，人生和公正，可以改變國運，加入其他民族共同建立和平。

 

 歐洲的「30年戰爭」殺死了中歐的一半人口，為了宗教分歧。萊布尼茲身歷其中，深感哀痛。所以他畢生致力於世界和平，力勸不同宗教和文化積極對話，用互相了解和互相尊敬維持和平的「一個世界」。

 

 1697年，他發表《中國之光》（Novissima Sinica），指出：〝面對我們當前無限膨脹的道德敗象，必須請中國人到這邊傳教，向我們介紹自然宗教的主旨和實踐方法……。〞

 

 在這主張前四年，他學孔子那樣週遊列國，向歐洲的皇帝皇后宣揚儒家智慧，以忠孝仁義理念為中心。他有這麽一段說話：〝A good man is one who loves everybody, so far as reason permits. Justice …… called philanthropy …… follows the dictates of wisdom. Charity is a univertial benevolence, and benevolence the habit of loving……Love then signifies rejoicing in the happiness of another……(which) turns into our own happiness……〞讀者明見，這並不正是「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的仁心作為嗎？

 

 在同一年代，有不少歐洲人主張遣人到中國傳教，像法國哲人傳教士馬里布蘭奇（N. Malebranche, 1638-1715）等。他統合天主教聖人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和笛格爾的理念，確認人的知識和理念是心智的「非物代表」，不需聯結實物實情。他說：〝just as all human action is entirely dependent on God, so too is all human cognition.〞因此，人的一切都不過是「上帝的睿見」（Vision of God）。所以，白人必須去中國把中華文化「基督教化」（Christianize）。這一信念至今沒有消減。

 

 值得注意，人類有幸，早年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甫均是愛學和飽學之士，他們到中國接觸到中華智慧，感動得必須努力傳返祖家，恩澤族人。

 

 歌德（J.W. Geothe, 1749-1832）通過耶穌會神甫的翻譯，熟讀《詩經》和《孝經》，他在《教育論》提倡各級學校教學生認識孝的重要性。詩云：

 

孝是一切之本
人之為人即有教
以敬為始
父母政府天父在上
以敬為中
善待一切苦難和傷害
以敬為下
聯結同儕朋友向人生奮鬥

 

 可惜工業革命增强了歐人的貪心，發揚帝國主義精神以征服世界為宗旨，引來19世紀末至今的發展。德國哲人詩人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感嘆德國精神轉變，宣佈「上帝死了」，同時主張「超人說」。如是，德國人失去內心的依靠，在孤獨中鑽入個人主義和自大狂的尖角，由希特拉領導殺害猶太人，並向全人類進行法西斯暴行，聯同日本軍國主義，其獸性行為畢露無遺。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人們反思戰爭的罪行，深感人類偏離人的本性，必須奮力尋求正心之路。人們知道尼采晚年瘋了，他死後出版的著述有積極的意義，尤其是「虛無主義」（Nihilism）的論說。它主張人類用消極（pessimistic）態度對待人生苦難，稱為「西方的佛道」（Western Buddhism）。他主張淡出意志和慾望，以求減輕受苦（suffering）。這一觀點引生了「存在主義」對生命意義的闡釋，由沙特發揚，這裡放下，以後再說。

 

 甚麽是「虛無」呢？用尼采在《權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裡說：〝一個虛無者確認世界有一定的樣本意義，而它並不存在。因而人類的「存在」（他的行動、受苦、意願和情感）沒有意義了；這一「無可奈何」（in vain）現實就是虛無者的「悲憤」（pathos）即是他自己的不定（inconsistancy）和不安。〞

 

 我於此鄭重指出，尼采的哲學和二戰至今的人們依循存在主義道路尋求生命意義和安心的多方奮鬥，在在表現着人類對西方生命取向及生活模式生成的「無奈」和「空虛」，愈行愈看不見安心的境地。於是，在最近大半個世紀，西方思想家和有心者注意學習禪心禪愛，填補空無，進一步覓取安心。

 

 禪心慈悲為懷，愛己愛親及眾，不執着，不貪求，務實生活，求達「心明如鏡」的境界。一個人不論境況，假如內心像一面鏡子，映見百事百物而不留着，就是禪家說的「於諸境上心無染」，可以自主生命，甚至苦中求樂，難中取義成愛，過着心安理得的生活。

 

 別要輕看這樣簡單的道理和生活方法，因為現代人習慣於享受「物有」和「操縱」他人，陷入無邊苦海，不能自拔。

 

 有一個禪公案說：
慧海禪師一天聽學生問：〝和尚修道是否用功？〞
師答：〝用功〞
生問：〝如何用功？〞
師說：〝飢來吃飯，睏來睡覺。〞
生問：〝凡人都如是，與師有何不同？〞
師答：〝凡人吃飯時百種須索，不肯專吃，他睡覺時千般計較，不能入眠，所以不同。〞

 

 這似乎是今天許多人的「時代病」，假若不積極求安，輕者生病，重者自殺。

 

 我明知好心讀者會批評我，為何說了一大堆話才解說正題。我沒有很好的回答，只能說自殺出於絕望，是失望的「臨淵境地」，原因和決定都十分複雜，必須先要了解生命價值和意義，方能接近及同情，而非隔岸旁觀。「客觀」處理。

 

 美國是不安之所，自殺者之鄉，所以「自殺專家」以美國為首為多。我們要「客觀科學」地了解自殺，自然看美國人說話和行動。

 

 根據《美國心理學人學報》報導，走上自殺絕路的人會顯露下列表徵和症狀（signs and symptoms）：

 

— 感到無助
— 感到孤單
— 感到過份疲倦
— 缺少自我尊貴
— 表露瘋狂（mania）
— 太多講話
— 感到心智狂奔
— 心理堅執
— 心理重負
— 失眠
— 過份睡眠
— 嚴重焦慮擔憂（angst）
— 不能集中注意
— 驚慌受襲
— 嚴重悔恨
— 心理焦燥（agitation）
— 隔離現實
— 精神病（psychosis）
— 濫用藥物

 

上述情況或感覺由生活大事（life events）生成，計有：
— 失去家人或摯友
— 失業
— 長期疾病
— 軍事經驗
— 酗酒或吸毒
— 社區暴力
— 看見太多自殺報告或電影
— 身體過重
— 思想或設計自殺
— 憤怒太多
— 失望太多
— 仇恨自己
— 仇恨父母
— 悔恨不及
— 嚴重無聊

 

專家有共識，這些情況和生活大事發生太多太頻密，造成一種普遍用自殺報服社會的心態，所以自殺人偏多，造成社會損失很大。

 

 貼身地說，假如你發現自己經歷着這些徵狀，應該警覺，盡快尋求舒解或專家輔導。假如你察覺有家人或朋友出現這些心理徵狀，亦應伸出援手，尋找最妥善的補救辦法。

 

 可以做些甚麽呢？下篇將有詳述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