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本與世界隨想集__ (16) 漢字教育與文學的回響》 __ 江紹倫 (53)

(16) 漢字教育與文學的回響

本系列於此結束。隨筆不言結論，只留餘音和回響。我用希臘神話小林仙子的名字為題，寄望讀者有興趣回聽十五篇文章的「閑情」和「深意」，大家于共鳴中努力締造世界和平，人間歡樂圓滿。

話說愛克苦﹝ECHO﹞是一名快樂的少女，在林間和水野上遊玩。她眼見天神宙斯喜歡美女，受到妻子喜拉的監示，便故意引開後者，好讓天神盡情快樂。她被喜拉咒詛，不能說話，祗可以重複別人講話的最後一句。一天，她聽見水仙神美男大聲叫︰“這裡有人嗎？”，便重複說了。美男聽到以後說︰“你快過來”。她即飛步前往，並立即愛上了他。結果倆人有過短暫的歡樂。可惜好事難長，水仙美男某天行到水邊喝水，看見水中的美男子，即時愛上了「他」，美男子衝向水裡，被浸死了，林中仙子憂鬱良久，也死了。這故事有美麗的心和美好的良緣，卻悲劇收場。古希臘神話的深意，任由讀者尋味。

我寫這十五篇文章，每寫一句，即有回音和回響，耳朵聽見當事人的許多說話，卻只能以「簡言」收筆。但是，心中的回響，卻纏着叫我反省國家與世界的過去和現在，指出將來。我有時嘆息，有時慶賀，有時担憂，最後放下筆桿告訴自己，時光悠悠，宇宙行若飛舟，人間的悲歡離合，連同悲憫良善與惡心仇殺，個人只能或知一二，更怎說抗惡揚善？

文章仍要寫的，寄望得到共鳴，亦是ECHO中譯的一式。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文化没有斷層的唯一國家。正是如此，中華民族所表現的精神與天地同生，跟隨時空演變而生，承先啟後，生命綿綿旺盛。

生命旺盛有兩面，其一是健康的身體與生養後代的能力，其二是精神的昇華，使生命意義高貴美滿。在21世紀當前及可見的前景裡，兩者都備受嚴重的威脅，急需積極的關注和努力。

文化和教育都是日常生活的必然之事之情。卻又是不容易說清的東西，不論是方法或內容或結果。所以，它也是人們最為「自知」又相當「誤認」的事。這一來，控制社會國家的集團或個人，都容易用來誤導大眾，以求鞏固權力，教大家在各種宣傳中「屈服於現實」，在追求望子/女成龍的無限活動中消磨生命。

也許可以說，文化是人類在有文字和無文字的長期活動中認識自己高貴的奮鬥過程和結果。而教育就是父母及長老們寄望子孫「一代比一代更好」，把經驗和智慧傳給後代的嘗試和努力。

假如這簡單的說法可以被讀者接受的話，我要在這裡說，近些年來，我每天都在一定程度的痛苦中度過，因為不免看見不少父母動用大量金錢和「希望」，加上「督促」和「陪伴」，强迫子女讀書和學東西，務求他們將來進入著名大學讀書，然後 … …。這裏我之寫不出然後的話，因為我問過很多父母，他們也說不出具體的希求。

在國家層面，近期社會志向高昂，疾意復興文化和建築小康社會，以一帶一路的奔黱連接寰宇，與全人類和諧共建大同。然而，具體想，文化沒有斷層，又何需復興？應該乘龍馳前便妥，用人所特有的創新能力開發新景寛心，走在時空前沿，稱心慶賀。

閑話少說，我回顧那承傳着中華智慧的兩個小國的近期發展和成就，促我們這文化宗主「溫故知新」，反省我們的歷史過失，然后知所取捨，勇力創新，邁向無限的光新未來。

話說20世紀中葉，當人類從「現代」渡入「後現代」時期之際，我們出現「經濟和社會發展四小龍」國家或地區，揭開SOCIAL DEVELOPMENT的序幕。香港領先，於50年代中起步，新加坡，南韓和台灣緊跟其尾，於1960-1990的30年間，工業生產，金融運轉，科技創新，教育發展和人才主導進步各方面，均有飛騰般的長進。我有緣參予香港及南韓的發展，這裡用具體事實說明教育的威力。

1974年夏，「比較教育學會國際會議」於里約‧熱內蘆舉行，香港的船王董浩雲先生為創辦「海智大學」﹝Seawise University﹞而廣征卓見，趁大會午休時份，請我和美國比斯匹大學(Pittsburgh University)的保羅‧梅森納教授開會，幫他設計海航線和靠岸課程。當天在座的還有南韓漢陽大學的柳洪鎮院長。

會後，柳院長對我說“我代表我國政府敦請閣下訪問南韓，為期十天，向我們提供廣面諮詢，請您賜允。” 那邀請來得突然而驚奇。那年代，我對南韓祗知道它出產的廉價鐵製工具一用即壞，價廉貨不美。但是我相信緣份，所以即時答應了。

那年初秋，我到了漢城的金寶機場，坐柳博士的汽車前往新羅酒店。在途中，我看見大街小巷和大廈的商店招牌全部用漢字書寫，讓我即時好像回到故鄉。
  
到達酒店，有兩位老人等着歡迎我，其中高大的大聲用中國東北話招呼我︰“五弟，歡迎您加入我們這四人的結拜兄弟團隊，將來鼎力協助我們這個多難的國家，推動南北統一，並攀登國際台階。” 經過介紹和解釋，說話的是國會議長宋宇範先生，以前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他旁邊的小個子老人是宋志英先生，韓國播送會的會長。柳博士排行第三，然後是鄭觀教授。因為我年紀最小，所以被稱為五弟，十分親切。

就這樣，我每年去漢城兩三次不等，參予了南韓六位總統在位的建設，促成了中韓邦交和企業投資，見證了南韓的建國努力。直到金泳三當選總統以前，南韓人都緊守着儒家倫理和禮義精神。他當選的晚上，原來要即時接見我的，但我與宋議長等待到午夜，他仍然被黨內團隊圍着要開放韓國市場，並放下漢文的使用，不久便改稱漢城為首爾，即英文Seoul的譯音，渡入西化。

1989年，三哥柳博士仙遊的時候，我回想南韓教育如何改變了國家的狀況，使它成為東北亞的一個強國。柳三哥是戰後起草《教育法》的主筆，其主要精神是《大學》開始的42個字：“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 …”。

他告訴我︰“戰後我們一片瓦礫，沒有自然資源或金錢，只有人。而男性中心的人是封建和落後的 … … 男人酗酒和好賭，醉了或輸了便回家毒打妻兒，沒有安寧。但是，骨子裡，人們重視教育，十分重視 … …。 所以，我決定廣辦學校，大學與小學一齊辦，由私人用企業方式，不等待政府工作。”

當天參加葬禮的有三百多人，其中有創辦「慶熙大學」的趙永植先生。他告訴我︰“韓戰終結的那天，我站在斧山的街上，想起我留在北韓的家人，而我站着的街道是半島最南的土地，一片瓦礫 … … 我決定辦一所大學，教青年們勤儉，自信，忠誠和尊敬長老權威。”

 

1955年9月3日，他回到漢城買了一個被戰火燒焦了的山，豎起一個30尺高的門樓，開始辦大學。28年後，當大學頒給我哲學榮譽博士之時，它已經開辦所有學科，中西醫院，合作社銀行，中小學校和幼稚園，成為一個社區式企業。而且，為了建設世界和平的理想，建立一所「國際領導人才培訓學院」，免費為非洲各國陪訓人才。
   
我在接受學位典禮中演講，讚美南韓的教育成就。根據聯合國的報告，1982年，南韓23歲到34歲的青年，有63%具有大學本科畢業資格，相對「歐盟國家」的37.5%。而且，南韓每年送往外國讀研究生院的，約有二萬人，多數學人文學科。如是，南韓的經濟發展是「先導」的，主要開發電子科技，信息科技，文藝產品和食物產品。等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先是「韓劇」風靡中國上下，然後變為「韓流」，包括消費最廣的三星科技商品。這些發展興旺至今。

 

南韓在戰後實行「新村運動」，一方面改變男性中心的心態，同時進行「務實幹部」的陪訓，強制公私機構的領導人每年一次接受訓練，認識國情和製定解決方案，改變農村狀況。新村運動由金準先生主持，《學員手冊》的首頁明示孟子之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 …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之正路也。 … …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事實說明，南韓的公私領導人獲得新村運動的學習，在1960-90年間，仁心司政，勇果創新，把國家從落後推升為進步的景地。

綜觀歷史，中華智慧傳入朝鮮半島，再傳去海外的日本，獲得不同樣式的承受和應用。影響因素多而複雜。但是，朝鮮傳統附屬中國，從1910年至1945年，朝鮮半島陷入日本統治，教育用日文和日本殖民地模式。所以韓人對日本人和文化又愛又恨，心理十分矛盾。等到發展成龍的時候，自然反叛傳統，包括捨棄漢文，以及迎接西方信仰和政制。結果，一種不中不西的大眾權力情結，造成南韓總統過半遭遇惡運，今後的民主政制，不可能恆常運作。

比較起來，日本緊守漢文和中華傳統價值。日本人於公元400年應用漢文，於552年由朝鮮百濟黃帝導入佛教。於是，在信仰上，本土的神道尊敬大自然的一切，人民創生各式各樣的禮祭，慶賀生命。而佛教的輪迴和悲憫，則解釋死的意義。神道和佛教佔據日本人的心，直到今天，不需其它宗教。

日本人於646年建立「天皇」，把全國的土地歸他所有，平民用地必須繳稅，而且當兵護國。太平洋戰爭結束，日皇向盟軍投降，這一「人神」觀念變為有名無實。日本由美國監管至1952年，再重獲國家主權。

日本人有攝取外來文化精華變為己有的特點，由古至今。從佛教與禪宗文化的表現，日本人建立「日式」的詩文，建築，繪昼，書法，音律，邦樂，瓷器，漆器，服飾，華道(插花與盤景)，稻耕，飲食，茶道，將棋，香道和柔道。

漢文是人類所有文字中最有觀感和意象的文字，包括音律和動態。所以，它是文學和詩歌及繪畫的核心表現媒介。日本人比南韓人具有遠見，並不離棄漢文。日本於1946年進行文字改革，在日文中留着1850個「當用漢字」。但是，民間不照這一頒定，用漢字更多，因為詩歌和文學作品仍然是各級學校的課程內容。為此，日本政府又於1981年頒佈「常用漢字表」，共有漢字1945個。而且，用字母和漢文合拼創造新字。

我在本隨筆系列中，多次闡述日本文學對日本人性格和精神的重要影響，由《萬葉集》和《源氏物語》到今天，說明日本近代教育的成功傚應。日本從1945年至今期間，有26人獲得諾貝爾奬，包括3個文學奬。以人口計算，日本是得諾貝爾奬最多的國家。而且得奬者大多數是日本大學的畢業生，不靠西方教育。

本文以「回響」為題，因為我寫此系列，每寫一句一篇，都自然反問一個問題。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亦是中和日本現代化以來，雖說兩國路途各異，卻文化同源，而且渴求進步之心同樣，怎麼我們仍然叫着「明天更好」？我們送了上千萬英精青年去外國留學，國家獲得怎樣的回報？為何教育沒有辦好？為何我們領導人都送子女出國求學和居留？

日本人在近200年接受西方知識和教育，去過外國留學或考察的人為數很少，卻能學以致用，貢獻國家。福澤諭吉便是最佳例子。他生於1835年，父親是一名下等武士，在他一歲半時死了，由他母親養活二男三女，十分貧苦。他十四歲才有機會正式入學讀書。不過，那時的武人盛行學習孔道和中國古典詩，所以他早就學會了漢文和中華精神。

1853年，美國軍艦強迫日本開放，從此啟開日本向西方學習的路途。他先學荷蘭文，後學英文，均用工讀的方法。1858年，他當了老師，並開始翻譯工作。1867年，他被派往華盛頓和紐約替政府買戰艦，他卻利用機會買了大量書籍，包括一本Webster英文字典。再一年，他去歐洲考察，歸國後寫成《西方景況》，即時成為暢銷書。

他的最大機緣是認識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校長，向他學識教育的宗旨和方法。在1872與1876之間，他寫完《勤學篇》，詳述教育的要領。開卷說明，“人們沒有自然的分別，是教育使人有能或者無能。最重要的是學識獨立自主，由個人到國家。” 他着重師範教育和兒童教育，用心理學指導人們學習讀字(漢文)，書寫，和算術，運用傳統的算盤，手腦併用。後來，他又寫成《文明概論》和《文化與道德》，引國人認識西方。
 
不過，在政治理念上，他主張《大亞洲說》，被武士權威用作侵略其它國家的依據。福澤諭吉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把日本帶入現代。為紀念他的功績，日圓最大面額的萬圓鈔票印上他的面像。

現代的文化建築有哪些內容呢？值得我們參考。21世紀始，日本青年有45.5%入讀大學，本科以外，研究生人數在過去十年增長一倍，逹20萬人。以人口比率計算，日本的科研人數是世界最高，每萬人有70.2人做全職研究。全國大學775間，單是東京即有120間，以私立大學為主，佔所有大學的83%。

學校以外，日本有1320個青少年活動中心，公民館17243所，博物館2196所，公共圖書館2979間。博物館遍佈全國，多數是私人捐贈由志願者維持。1917年，日本開始發展動畫，1980年成為出口國際市場的千億元商品。日本學校於十九世紀初開設西方古典音樂課程，按2011年統計，它的實體音樂市場是世界第一。在當前的前列音樂演奏名家之中，亞洲人佔大多數，日本人居首位。二次大戰以後，日本人感到十分失落。但是，它的電影即時蓬勃發展，馳名國際，至今維持優勝地位。

這些文化建設不是少數人的功績，而是全民投入。日本人少，地方小，學者出國留學少，留居外國者更少。而福澤諭吉之所以備受全國尊敬，是因為他奠定日本的教育基礎，合中華智慧的倫理價值和美國布朗大學校長韋倫特(Francis Wayland)對「普通人」(Common man)的「教育提升」信念為一，廣面建設日本文化教育。

我很少聽到日本父母提起哈佛或劍橋。這些都是中國人心中的學術大殿。應該認識，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曾經為中國培養了二萬多學人，包括梁啟超和廖承志。

美國的「公立學校之父」是孟恩先生(Horace Mann)。與他齊名的大教育家則是韋倫特，在布朗大學當了18年校長的。他主張培養學生的獨主自主精神，讓學生自由選科，建立誇學科教學，並容許學生「自我評分」，鼓勵學生組織課外學習和社交團體，生活在「歡樂，莊嚴，慶祝，感恩和名譽」的環境中(with joy, solemnity, celebration, gratitude, and a little celebrity)。

布朗建於1764年，原是男校，於1971年連結Pembroke學院接收女生。在255年間，它的師生有8名諾貝爾奬得主，4名美國國務卿，1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25名國會議員，與及100多名國際級學者和各種人文學術得奬者，其中，今天主掌美國金融政策委員會的耶倫，是它的1967年畢業生。
  
隨筆順手寫小故事，不作煞費苦心的考究。然而，這樣簡單的對布朗和韋倫特的提述，放在它對日本由封建走向現代以至繁榮進步的影響，也許可以產生頗大的回響，讓我們悟見日本人務實守本，不馳騖時尚的本質。福譯諭吉其人其事，可以說明。

他創辦的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學(1858年)，主旨借用布朗大學的主意，即培養有獨立自主精神和能力的人，自滿自足地做好本份。同期，明治維新的元老總理大隈重信創辦早稻田大學。這兩所大學歷來產生國際級學者頗多，同時以行動連結大眾，至今每年合同舉辦「三田祭」活動，拜敬大自然和孝敬祖宗，參加者每有20萬人，廣面表揚愛家愛國情懷。但是，在時尚的「學術排名榜」上，這兩校都在200名以外，不如香港和中國的名校。可見，日本的大學不在乎國際排名。

今天，香港約十萬大學生之中，有不少人不知道「我是誰」，或者沒有興趣知道祖父母的名字和生活地方。在世界各地，華裔高級學人為數千萬，其中有熟識中華智慧或者漢字的，亦有「香蕉一族」，均有不少人在考慮自身是否「中國人」的名實問題。那麼，日本人有沒有相似的「煩惱」呢？我們可以稍看，一位五歲便移居英國而用英文寫作的文學家的心思，或者可得囘應。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石黑一雄被他人稱為「日裔英國作家」。他這樣說自己的身世︰“我母親很日本，但父親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因為他是在上海長大的，有一種中國人的特徴；當遇到麻煩時，他會微笑。”

也許那微笑表示逆來順受，也許是胸有成足的對付，也許是「凡事放下」的禪通。其實日本人都早已學會了這種種心態。

「十分日本」的母親大程度上造就了一雄的自信自重性格，使他於1960年入讀英國傳統學校時，「感受」到英國社會已經遠離過去，再沒有以前的莊重光輝。他多次公開提起他那十分重要的“那個國家”（my other very important country）。它有地理分隔，但依居心裏和生活之中。

不止一位評論者說，石黑是一位描寫失落的詩人，用簡單溫和的文字創造出令人痛苦的情感差落。我讀他的《長日留痕》，寫那做管家的僕人忘記自己應有的身份，只顧做好工作，竟連自己對女助手的愛情亦不承認和承担。他對人的「生存」(謀生)和「生息」之間的矛盾刻畫入微，十分動人心肺。

他的處女作《遠山淡影》和第二本《浮世畫家》的人情和境地，都發生在他的故鄉，被原子彈炸廢的長崎。寫作时間是1982-84年，即他遠離了日本故鄉24年以後，當他是一個30歲熱血青年的時候。人們公認，這兩書已經凸現了石黑一雄的寫作主題︰記憶，時間，抑制和自我欺騙。

我們不知道石黑記起五歲時的日本哪些東西。但是，可以猜測，原子彈的破毀以外，他那位十分日本的母親一定長期為他講授日本文化，包括他父親身受的中日文化，他那種用微笑待人理事的悠游人生。

2005年，石黑回答《紐約客》的訪問，針對《永不要放開我》(Never Let Me Go) 的主題。他用書中主角凱茜的說話囘應︰“記憶是一個人的全部，沒有記憶的人就是沒有身份的人。” 實在，人們可以故意否認心中所有，但是不能抹殺它。

如今，年過60歲的一個日本作家生活在英國半個世紀以後，仍不忘許多東西，包括自己是誰和關心甚麼。他的最新作品《被掩埋的巨人》寫國家的記憶與遺忘。他用倫敦的霧做象徵，說明矇矓意象的自然運作，可以煙默一時，不可埋歿事實。他對記者說︰“在日本今天，人們經常提起這個問題，教科書為何不提日本二戰期間在東南亞的劣行？我寫的是一種霧降臨在一片土地上，強要人們對事實失憶。這樣做不能阻止復仇的循環。有時候，最能逹到國際的和好目的，最好不要再興起戰爭。”

文學魅力的造生由作者通過他的教育及良知說話，引起讀者共鳴。在眾多文字之中，漢字最能啓發智知與情感。受過中華文字和智慧教育的人，不論民族，可說是最有囘響和共鳴的一群。